解读《黄色墙纸》中的“我”

解读《黄色墙纸》中的“我”

作者：李梦颖

来源：《青年文学家》2014年第14期

摘 要：《黄色墙纸》是吉尔曼最成功的短篇小说之一，它反映了在父权制社会下，女性受到压迫的普遍现状以及渴求自由的强烈愿望。本文通过分析主人公“我”的叙述视角，人物塑造以及“我”与作者吉尔曼之间的联系，帮助读者更好地欣赏这篇小说对传统叙述的大胆突破， 更好地理解小说的艺术性以及作者的创作意图。 关键词：第一人称经验视角；“心理性”人物观；女权

作者简介：李梦颖（1991.06-），汉族，河北省秦皇岛市人，西安外国语大学，英语语言文学，硕士在读。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4）-14--02 一.文章概述

《黄色墙纸》是使夏洛特·吉尔曼闻名于文坛的一篇短篇小说，自发表后很快便成为畅销小说。它成功的原因有很多，其中最重要的莫属它以吉尔曼的亲身经历为素材，并且主人公以自己的第一视角进行叙述，为读者展现了女性作家真实的生活场景。这篇小说描述了主人公“我”在医生丈夫的“关心爱护”幌子下被囚禁在家里，以“休息治疗”为手段剥夺了的“我”的自由权利，连行走、吃饭、写字都受到了监视。最终，“我”被屋子里的“黄色墙纸”——父权制社会对女性的约束逼疯了。吉尔曼通过这篇小说抨击了男性统治社会下男女不平等的家庭关系，以及女性角色的传统定位——“屋子里的天使”，阐明在当时社会中女性根本没有话语权来表达自己的想法，尤其被当做一个疯女人。这篇小说表现了女性追求独立自主、争取自由解放的进步要求。

本文将通过三个角度对主人公“我”进行分析，即：“我”的第一人称经验视角叙述，“我”的人物塑造方法以及“我”与作者自身经验的联系，来解读这一人物形象的进步意义，希望能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这一篇小说，同时也让读者看到当时女性作家的生存环境，以及她们创作的艰辛与不易。 二.“我”的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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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小说以第一人称进行叙述，向读者描绘出最真实的状态，仿佛读者也正在经历“我”所遇到的一切，最大程度上拉近作者与作品的距离。

第一人称叙述视角分为回顾性叙述和经验性叙述，本文属于后者。“这种视角将读者直接引入‘我’经历事件时的内心世界。它具有直接生动、主观片面、较易激发同情心和造成悬念等特点。1”吉尔曼让处在话语权外的女性掌握发声的权力，让她们说出自己真正想说的话，这是对父权制社会男性权威的挑战，也为后来不断涌现出女性自我叙述的作品开创了先河。正是因为采用了第一人称经验视角，读者不仅可以看到“我”的所作所为，也可以了解“我”心里的每一个想法。因为“我”是叙述者，所以“我”可以毫无保留地向读者说出内心最真实的想法，从而使读者和叙述者“我”建立起共享秘密的联系，使读者成为唯一了解“我”，唯一知道事情真像的人。而在这一过程中，读者全程参与，亲眼目睹“我”是如何被压抑束缚为男权社会的牺牲品。“我”被这令人窒息的幽禁，被一次又一次的无视误解，被剥夺得到倾听、得到重视的权力，进而被逼疯了的过程，让读者体会到巨大的无奈与同情，以及对父权社会的愤怒和反抗。 除了采用第一视角外，作者还通过写日记这一方法来讲述故事，增加了故事发展的紧迫感。文中不止一次提到“我不能写了，我的丈夫来了，他憎恨我写字2”，“我的姐姐在上楼梯”等等来结束一篇日记。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女性是受到男性的领导的。在家庭地位中，男性掌握了话语权。每当“我”的丈夫出现，“我”就要小心翼翼的藏好写的日记，按时吃药按时休息，不能生气而打扰到他的工作，在这份爱情中，“我”一直在耐心维护和丈夫之间的关系，然而读者知道，“我”看似好转的状态濒临爆发边缘，正等待着最后一根稻草。同时我们可以看出，女性作家是不被社会看好的，甚至作家就是被当做男性的职业，他们是叙述者、传教者，而女性是被叙述者、听教者，没有自主发声的权力的。“我”的话语被丈夫一次次打断，用所谓客观存在来解释，或者更恰当地说，用他的认知来解释。“我”对自身状况的认识也被作为医生的丈夫用科学，或者说，一名男性的认知来解释。别人总比“我”更了解“我”，但是，即使“我”的想法是错误的，女性也有表达的权力。 三.“我”的塑造

文章中的“我”身份是一名妻子，母亲，和女作家。从传统角度来看，作为前两个身份，“我”是不称职的。在传统家庭中，女性需要照顾孩子并依附于丈夫。但是由于“我”的受到压抑的心理状态，孩子并不在身边，丈夫也需要照顾“我”。对于女作家的身份，“我”也是在痛苦中挣扎，勉强维持着。弗吉尼亚·伍尔夫曾在《一间自己的房间》中说道：“女人要想写小说，必须有钱，再加一间自己的房间。3”这里的“房间”指的是物质与心理上的双重空间，指女性从事写作所必需的物质前提和心理前提。而女主人公“我”这两样都没有。首先，“我”没有独立的经济基础，只能依赖丈夫生活，因此只能寄居在男性统治屋檐下，而没有选择自己房间的权利和自由。在由丈夫提供的房间里，“我”只能“偷偷摸摸地写”。其次，“我”没有从事写作的心理准备。女性刚开始在男权社会中从事写作注定要受到排挤与批判，新事物的发展总是在批判中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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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完善、曲折前进的。当“我”决定做反抗者，先驱者，就要料想到过程的艰辛。女主人公“我”的形象，隐喻了当时的知识女性在物质条件和创作心态上的双重困境。

叙述学中有两个基本的人物观，即“功能性”人物观和“心理性”人物观。本文属于后者。“‘心理性’人物观是指作品中的人物是具有心理可信性或心理实质的（逼真的）‘人’，而不是‘功能’。‘心理性’的批评家并非仅仅关注人物的心理，动机或性格，他们也会探讨人物所属的（社会）类型、所具有的道德价值和社会意义。他们认为人物是作品中的首要因素，作品中的一切都为揭示或塑造人物性格而存在。1”从这一角度来分析，吉尔曼通过环境，其他角色，黄色墙纸，所有的一切来塑造疯女人“我”的人物形象。

首先，作者运用大量笔墨来描写“我”所居住的环境：与世隔绝的房子，做过育儿室的房间，窗户上的栏杆，固定在地上的大床和黄色墙纸，这些全是受到束缚的象征。尤其是“黄色”的墙纸更给人一种怪异，肮脏的氛围。刚搬到这里来时，“我”是新鲜的好奇的，可是随着故事的发展，“我”发现这根本是一座压抑的牢笼。在“我”与这些阻力做斗争时，黄色的墙纸产生了变化，它是“我”心理状态的反映。墙纸里被束缚的女人和“我”融为一体，“我”最终撕破墙纸帮助她逃了出来，之后“我”也挣脱了丈夫爱的牢笼，“爬”了出来，以精神失常为解放。这进一步说明，在男权统治的社会中，女性要想获得自身的自由解放，必须付出惨痛的代价。 其次，除了环境，作者也通过话语来塑造疯女人的形象。通篇小说都是“我”的话语，诉说着“我”的生活，烦恼，不幸与抗争。“我”的话既疯又不疯。“疯”是因为在正常人看来，“我”的描述是不可能发生在真实的社会中的，“闹鬼”以及其他的感知无非是我的心理作用。“不疯”是因为我的话并非写实，而是有引申含义的。其实，无论是在现实还是文学作品中，疯子的话都是有一定依据的，空穴不来风。吉尔曼通过“我”断断续续的表述，不连贯的思维，颠倒的话语来进一步塑造“我”的疯癫女性形象。用大量的短段落，短句，短篇章来表现“我”精神的高度紧张，语无伦次。例如：“我不知道我为什么写这些。我并不想写。我觉得我没有力气写。我知道约翰会认为这是荒谬的， 可是我必须想方设法地把我所想的和感受到的讲出来，讲出来了我才觉得轻松！”还有“我的丈夫是个医生， 可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我的病才不能更快地痊愈。”这些思维混乱，表面上看起来互相矛盾的话语，细想之下也有一些道理。正是这样毫无逻辑，前后矛盾的话语，打破了父权社会中男性的理性规范叙述模式，震撼了男性掌握话语权的统治地位，建立的女性独特的叙述方式。

主人公“我”的另一面，是通过黄色墙纸中的女人来类比的，她也是一个被囚禁的女人。因为日益的束缚，在“我”的幻想中，她不停地变换着形态，不停的抗争，最终“我们”一起求得了解脱。从“我”的幻想中可以看出这个女人的变化趋势，首先，“在墙纸上有一个反复出现的图案， 它就像一只被折断了的脖子那样倒垂着， 一双凸出的鼓眼泡翻倒过来盯着我”。而后，“这人形看起来像个女人， 弯着腰， 在那图案的背后到处爬行”。接着，“前面的图案确实在动，说来一点不奇怪， 正是后面的女人在摇它。有时， 我觉得后面有好多个女人，有时又只有一个， 她绕着圈， 飞快地爬着”。最后，“我相信那女人在白天钻出来了。我在每一扇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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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边都能看见她”。这就是墙纸里的女人的变化全过程，吉尔曼通过折断了的脖子，爬行的人影，被阻挡在栏杆后的女人，来暗示女性在抗争中的悲惨经历，愤怒与挣扎，侧面描写了自从“我”决定成为作家，被认为疯了之后的灾难与牺牲。 四.“我”与作者

本文作者夏洛特·吉尔曼与文中的“我”有很多相似的地方，这也是她能把这个角色写的细致入微，让读者感同身受的一个重要原因。

吉尔曼在二十四岁时与艺术家华特·史戴森结了婚并生下女儿凯萨琳。在这之后，吉尔曼并没有过上幸福的家庭生活，而是患上了严重产后抑郁症。为了得到更好的休息以及更快的恢复，她去了住在加州的好友修养，并接受米歇尔医生的“休息疗法”，绝对不碰笔来写作。可是这完全限制了她的自由，作为一个受过高等教育并且有着充分艺术创造力的人，她被压抑的精神状况越来越糟。她相信令人窒息的家庭生活和社会传统对女性为人妻为人母的期望，正是她濒临崩溃的原因所在。最后， 她毅然与丈夫离婚，也毅然抛弃了那位精神病专家的治疗， 重新开始按照自己的意愿投入新的生活。她不断地写书出版，并且参与社会福利和女权运动。在这期间，她根据自己的经历，增添了细节， 进行了虚构，完成了《黄色墙纸》的创作。 从作者的自身经历我们可以看出，这篇文章的女主人公“我”和吉尔曼几乎有着一模一样的遭遇。唯一不同的是两个人的结果。本文女主人公“我”在强大的反对力量下，在寻求自由解放的路上最终疯了，还是没能成功的、以正常的方式得到女性应有的权利。而作者吉尔曼在与丈夫离婚后，通过强大的内心支撑和不懈的努力最终在文坛拥有一席之地，达到了自己最初写作的目的，让大众听到女性的声音。文章的结局设定，似乎没有给读者以希望。所有反映女权的作品，结局也几乎都以女主人公的自杀，疯癫为结束。这也体现出当时女性作家看不到光明的出路，胜利遥遥无期，只能以极端的方式来寻求解放，更反映出男权社会对女性身心的迫害。 五.总结

吉尔曼以短篇小说《黄色墙纸》创造了把疯女人作为文学作品的叙述视角和主要人物来塑造，打破了父权制社会下男性的主导地位和男性作家专属的叙事视角和男性主人公地位，给予女性充分的话语权，这是文学创作的一大突破，也为后来的女性作家，女性文学作品开创先河，提供范例，增强了文学的多元性。主人公“我”代表了世间所有被男权压抑束缚的女性，吉尔曼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鼓励她们勇敢抗争，说出自己想说的话，争取自己的话语权。 参考文献：

[1]申丹. 《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