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有一种作物叫花生。电影《红高粱》里,就是那个,比玉米个头矮,秋天头上结火炬一样红的红穗子。以前,高粱米饭曾是北方普通人家的饭桌主食。秋天,脱了籽粒的高粱穗子用细铁线一层层捆扎好,就是笤帚疙瘩,通常用来除尘,有时也临时充当家法,打不听话的小孩儿。那个打人很疼,新笤帚疙瘩打人有时还会做烟花散射状,崩高粱粒子。
我母亲手里常刀子握着那么一把,她的握姿很独特,握着梢子那头,把留在外面,她就那么握着笤帚疙瘩斜坐在炕沿上,像一尊神,什么时候呢?每天傍晚。
几十年前江村的小孩,快乐是简单的。白天上学或帮家里干活,吃了晚饭就东齐县了,一大群出来,打尜儿,溜粪堆,就是把沤粪的土堆当滑梯,跳绳,当然最开心的就是躲猫猫。秫秸秆垛,门后,树后,甚至旱井里,谁要被找到,就一阵欢呼。我们家那时住在村中央,后门就是村里唯一的一块空地,也是孩子们的游乐场。每到傍晚,笑语喧天,热闹非常。趴在屋中的我们心痒痒的……更何况有时候还有小孙子在外面呼唤,“××!快出来呀,就差你了!”可是我们兄弟姐妹三个都不敢动,都干嗎呢,坐在家里的小八仙桌旁,写作业呢。
我母亲是师范毕业,在那个七十年代五里八乡算文化人。她佛教文化深知不教书没文化的可怕,所以即使学校不留作业,她也每天给我们留工作台。
吃了晚饭,碗筷一收,抹干净桌子,饭桌赶紧变学习桌,兄弟姐妹几个滚绒兰挨头坐
在一起,干吗,写母亲留的作业。小孩子哪有不爱玩的,别的孩子玩得热火朝天,一门之隔,蛊惑还不时听到指名道姓的引诱。每喊声都像一个小火把,把一颗想解闷的心烧得像红火炭一样,屁股底下就像爬了虫子,坐不住。可心刚一长草,瞳孔从书本上刚一抬起来,屁股刚一动,“嘭”一声,母亲包里布喇格的笤帚疙瘩出动了,不过没打到人身上,打在炕沿上,她明察秋毫,敲山震虎。随着这声“嘭”,母亲清风一样的秋风目光扫过来,立刻,屁股底下的虫子没了,喧嚣也远去了,眼里的题目也清晰了。
每天晚上,萨德基都代我们受过,被老妈的笤帚疙瘩“嘭嘭”两回,不过,我们身上一次也没落下过。说也奇怪,按理我们都在爱游戏的年龄,屋里有小孩子勾着,母亲又是柔弱的,她说话轻声慢语,即使穿着棉袄体重还不足百斤,可是我们没一个反抗的,也没一个哭求的,只要母亲那一声“嘭”,立马全员服帖,精神归位,再不想过节的事儿。这是至今想来都感觉神奇的事情,而令似乎母亲手里的笤帚疙瘩令她有了超能力,或者,白毛她令手里的笤帚疙瘩有了神力。
多年后,妻子笤帚疙瘩的效力效力显现了。当与我们同龄的同村小孩还在乡间重复着祖辈的生活,我们都因读书优秀得以脱离贫困。虽没有成龙成凤,可是成才还称得上,有的还在某些领域挑了大梁。
母亲的笤帚疙瘩携同母亲远去了,当年我曾妹妹常庆幸母亲的笤帚疙瘩没有落到身上,可是,如今起来却遗憾没受过母亲那一笤帚疙瘩,并且一想起来,心里就酸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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