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印章知识

古代印章知识

古代印章知识

古代印章的起源

中国的雕刻文字，最古的有殷的甲骨文，周的钟鼎文，秦的刻石等，凡在金铜玉石等素材上雕刻的文字通称“金石”。

玺印即包括在“金石”里。玺印的起源或说商代，或说殷代，至今尚无定论。

根据遗物和历史记载，至少在春秋战国时已出现，战国时代已普遍使用。起初只是作为商业上交流货物时的凭证。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印章范围扩大为证明当权者权益的法物，为当权者掌握，作为统治人民的工具。

战国时期，主张合纵的名相苏秦佩戴过六国相印。近几年来，出土的文物又把印章的历史向前推进了数百年。也就是说，印章在周朝时就有了。

传世的古代玺印，多数出于古城废墟、河流和古墓中。有的是战争中战败者流亡时所遗弃，也有在战争中殉职者遗弃在战场上的，而当时惯例，凡在战场上虏获的印章必须上交，而官吏迁职、死后也须脱解印绶上交。

其它有不少如官职连姓名的，以及吉语印、肖形印等一般是殉葬之物，而不是实品。其它在战国时代的陶器和标准量器上，以及有些诸侯国的金币上，都用印章盖上名称和记录上制造工匠的名姓或图记性质的符号，也被流传下来。

古玺是先秦印章的通称。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最早的印章大多是战国古玺。这些古玺的许多文字，现在我们还下认识。朱文古玺大都配上宽边。

印文笔画细如毫发，都出于铸造。白文古玺大多加边栏，或在中间加一竖界格，文字有铸有凿。官玺的印文内容有“司马”、“司徒”等名称外，还有各种不规则的形状，内容还刻有吉语和生动的物图案。

印章的历史与鉴定

走过你征我伐、割据政权多如牛毛的南北朝，历史终于又一次挣脱窄狭的瓶颈，豁然开朗。

古代印章艺术并未随历史的前进而再度辉煌。以典淳平正的缪篆为基础的秦汉印风在劲吹印坛800年后，终于退出历史舞台，九叠文主宰了公印，公印也因之丧失了管领印艺风骚的地位，几百年在实用道路上机械盘曲，终为明清兴起的文人篆刻的光焰所掩盖。

隋唐印章的创新

隋代继秦代之后，开启了中国古代印章制度与风格的又一新的历史阶段。这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由于简牍早巳全面退出日常生活，纸张在政府公文等方面的普遍使用，公印不再局限于简牍上所能取得的狭小平面，边长从2.3厘米左右(秦汉一寸)猛然增大到5.4厘米左右(约合隋二寸)。

由于印体加大，公印不像秦汉时代那样刊刻职官名而发给官吏本人佩带，而是转为发给以官吏为代表的官署，完成了由职官印向官署印的转变。公印不再佩带而变为匣装，置诸衙署。

其次，由于印章不再钤抑封泥而转为钤于纸帛，封泥时代结束，钤朱时代到来。印泥(一般为红色)出现了。同样出于追求醒目的实用目的，公印也由秦汉的阴文转为阳文。

第三，秦汉印主要分铸、凿两种，故所用缪篆平正谨严。隋代公印是用薄铜片盘曲成印文再焊于印面上，故又称蟠条印。其印文盘曲，多为圆曲笔道。后世为将宽大的印面填满，更将文字笔画任意重叠折绕，发展为九叠文。

第四，秦汉时代，官印从不署款。从隋代开始，官署印有了刻款的习惯。有印款隋公印凡见三例，皆刻铸造时间，如“观阳县印”，背部凿款“开皇十六年(596年)十月十五日造”。

唐代公印主要继承了隋印的特点而略有发展。

首先，出现了“宝记”“朱记”等新的印章自名。其次，唐初印章钮式从隋代接近汉

魏的鼻钮向宋以后的橛钮又跨进了一步，鼻钮升高，钮穿渐向竖长方形发展。唐代后期印穿已消失，完全演化为橛钮，如西安文物考古研究所藏唐“千牛府印”。第三，印背多刻楷书印文，如唐“武夷县之印”背款刻“武夷县之印”5字，不再像隋公印印背凿刻造印时间。第四，出现了新的印章门类鉴藏印和斋馆印。

宋代公印的演变

宋初百废待兴，官印一度袭用五代旧印。不久重铸公印时，印文多嵌“新”或“新铸”字样，以区别于五代公印，如北宋太平兴国五年980年)“东关县新铸印”等。百官印一律用铜铸造，大小依官阶高低而有所区别。

宋早期公印印文与印边粗细相若，以后印边逐渐加宽，如989年铸“拱圣七都虞侯朱记”印边已比印文宽近1倍，达0．1厘米。到南宋景定元年(1260年)铸“嘉兴府金山防海水军统领印”，印边已宽达0．3厘米。

宋公印印文不再如隋印那样用蟠条法制造，而是直接铸造，印文笔画间已不似隋唐印疏阔。方长形柄钮已不见穿孔。

与隋唐公印偶有背款不同，北宋早期公印多刻有年款，标明铸印年月，如“东关县新铸印”背凿“太平兴国五年九月铸”。中期以后，在刻凿年款的同时，还凿有兼管颁发铸造的机构“少府监”的名称。如“保捷弟一百三弟六指挥使朱记”。南宋公印转由文思院统管，背款中“少府监”遂为“文思院”取代。

靖康元年(1126年)靖康之难后，宋代官员仓皇南渡，印信多有遗失。南宋又重铸公印，不过在印文前“加'行在’二字，或冠年号以别新旧”(《宋史·舆服志》)。

夏辽金元公印的样式

两宋时期，与中原汉族政权对峙的皆为少数民族政权，北方有辽，西北有夏，东北有金。后来辽为金灭，后来居上的蒙古人又毫不客气地收拾了西夏、金，最后灭宋建立了元朝。这四个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和朝代，在公印制度上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宋朝公印制度的影响，但又创造了自己一些别具一格的特点，在印文上出现了有趣的现象。西夏公印用西夏文，辽、元公印有的用汉文；有的用契丹文或八思巴文，金公印则全用汉文。

西夏公印西夏(1038—1227年)是由党项族建立的政权，其文字吸收了汉字笔画的一些特点，但与汉字完全不同。西夏公印有以下几个特色。

第一，中国古代公印基本上皆为正方形，宋辽金元亦莫能外，西夏公印却独用圆角形式。

第二，隋唐以来，朱文公印已流行了400年，但西夏公印皆为满白文，笔画极粗，而且使用边框。其印文吸收了宋朝流行的九叠文特点，印面安排匀整饱满。

第三，印文从二字到六字不等。其中二-二字的“首领”印最多，占现存西夏公印的九成。“首领”二字西夏文为上下安排，与汉人两字印多作左右安排不同。

第四，两宋公印一般背款中只刻铸印年月(有的还精确到日)和机构。西夏公印却在印背左边刻铸印年代，不记月日，更不见铸印机构。而在钮右印背刻执印者姓名，这在汉人公印制度上是从来不见的。有时西夏公印在背钮顶端还用西夏文刻“上”字，这显然是受到宋印的影响。

辽印辽(916～1125年)是契丹人建立的政权。其子民分为以农业为主的汉人和渤海人，以及以畜牧业为主的契丹和奚等族人。为此，辽本着因地制宜，“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辽史?百官制》)的原则，实行南面官、北面官并行的制度。公印也分别采用汉篆文和契丹文。契丹文又分为契丹大字和契丹小字。

契丹文为辽神册五年(920年)根据汉字隶书之半增损得之。1125年金灭辽后，仍继续使用，直到金明昌二年(1191年)才废止，前后通行300年。明清以来已无人认识，成了真正的“绝学”。

金朝公印金朝(1115—1234年)是由我国东北历史悠久的少数民族女真族所建，曾与南宋、西夏鼎足而立，对峙百余年。

金建国之初，使用在征辽伐宋过程中掠去的辽、宋官印。正隆元年(1156年)海陵王改革金朝官印，追缴袭用之辽、宋旧印。海陵王和金世宗时期(1149—1189年)成为金代公印的典范时期，公印铸造精工，外观平整光滑，很少见到气孔和毛刺。金印一般印背左侧刻造印机构名称，如少府监、礼部、尚书礼部、行宫礼部等。右侧刻铸印年及月。印台侧面刻印文名或兼印章的编号。如公元1200年的金“库普里根必刺谋克印”，印台左侧面刻“库普里根必刺谋克印”，印背右侧刻铸印年月“永安五年闰二月”，左侧刻造印机构“礼部造”。

金朝晚期内忧外患，金廷只好扩大军队，增设军官，致使同—?军职和同……'级军事机构的公印数量激增，同一'名称公印只好按顺序编号。编号有两个系统，即五行(金、木、水、火、土)系统和千字文(天、地、玄、黄，宇……)系统。这种编号印主要流行于金末卫绍王至哀宗时代(1209～1234年)。

元朝公印元朝(1271—1368年)是蒙古族建立的政权。其公印有汉文印和八思巴文印两类。前者行用于八思巴文颁行以前的了元代早期，如内蒙古昭乌达盟宁城县辽中京大名城遗址出土的至元—：—：年(1265午)“武平县尉司印”，印文即为标准汉文九叠篆。

至元六年(1269年)，忽必烈命令国师八思巴创立拼音文字一—八思巴文，即所谓“蒙古新字”，以后汉字九叠文公印就越来越少了。八思巴原为西藏喇嘛教萨逊派法王，他创立的新字不像辽、金、夏文字皆与汉字有一定渊源，而是从藏文发展而来。其八思巴文印吸收了宋印九叠文的特点，极为匀称整齐，棱角分明。元八思巴文公印的一大特点就是背款皆为汉字，这也是今天我们识别八思巴文的最重要依据。

元公印印面构成的一大特点是印边加宽，有时竟达印文笔画宽度的6—10倍。而隋唐宋初，印文与印边往往等宽，以后印边不断加宽。

明清公印的特点

明代(1368～1644年)皇帝、王府之宝用玉箸篆玉印。这种篆书“笔画两头肥瘦均匀，末不出锋”，乃“篆书正宗也”(清?陈沣《摹印述》)。御宝舍两宋九叠文而直溯唐以上之玉箸篆，意味着九叠文禁锢公印的冰山已经松动。

此外，明代内阁印用玉箸文银印，直钮，方一寸七分，厚六分；将军印用柳叶文，平羌、平蛮、征西、镇朔等将军印用螭鼎文，皆银印虎钮，方三寸三分，厚九分；其余百官印都用九叠文，铜印直钮，这类印比重最大。如故宫博物院藏明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造“朵颜卫都指挥使司之印”。

明代直钮已由两宋长方形板状钮变为上小下大的椭圆柱状，加高到8厘米左右，形成

后世俗称的“印把子”。明代官印背款皆凿年款及编号。

应该指出，两宋之时，九叠文中所谓的“九”是—'个概数，极言其多，不一定确有九叠，也可能只有五叠、七叠，叠即一字中横画的层数。但明代九叠文中绝大多数确有九层横画。

清代百官印等级区分同样十分严格，印章普遍有所增大。其字体有蒙古文楷书、满文、汉篆等。最常见的是汉满文对照同时出现在印面上，这也是清公印的一大特点。其中汉篆中，九叠文不太兴盛，出现了玉箸篆、悬针篆、柳叶篆、芝英篆等等。

战国晋系的玺印 现藏于上海博物馆

乾隆 十全老人之宝

乾隆 太上皇帝之宝

清乾隆六十年(1795年) 白玉御题诗“太上皇帝”圆玺

雍正帝御宝白玉九螭钮方玺

清康熙 田黄冻双凤钮大方章

今年春拍,皇室宝玺再次成为收藏焦点,香港苏富比再添一枚“亿元宝玺”,与2011年 “白玉御题诗'太上皇帝’圆玺” 在北京保利以1.61亿元人民币问鼎玺印纪录相隔四年,该拍卖行再次为玺印的“亿元俱乐部”再添一员,尽管这次成交的“清康熙雍正 雍正帝御宝白玉九螭钮方玺”并没有破纪录,但其被业内人士称为“低迷的环境”下仍以1.0492亿港币成交的成绩,也足以让业内藏家兴奋不已。

玺印

在秦汉之前,玺印并没有严格的等级区分,无论是官印还是私印,都称为玺。但是,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他规定只有皇帝的玺印才能称为玺, 而臣民的印章只能称为印。到了唐代武则天时,因为玺与死谐音,很不吉利,就改称皇帝玺印为“宝”,使得后世玺、宝、印等同时并用。

雍正宝玺是历朝帝王玺印中价值最高的

今年4月,一件估价仅为3000万到4000万港元的“清康熙 雍正 雍正帝御宝白玉九螭钮方玺”,以2800万港元起拍,经过多番竞夺,最终以9200万港元落槌,包含佣金为1.0492港元(约合人民币8467万元)。为玺印的“亿元俱乐部”再添一员。

据了解,上述宝玺白玉质地,九螭钮,所用的白玉质地极为通灵温润,洁白致密,较为难得,而且值得注意的是,此宝玺的质地在整个雍正宝玺中极为少见,是雍正帝仅有的五方玉质宝玺之一。

皇帝玺印在中国传统意识中,是无上权力的象征,虽然这种观念现在已不复存在,但仍使皇帝玺印具有无穷魅力。何况就其真、精、新、稀标准 来衡量的话,皇帝玺印也是当之无愧的。因此,这也不难理解为何从2000年前后,皇帝玺印一直天价频出。

据《中国经济周刊》统计,故宫博物院现藏明清帝后宝玺近5000件,占已知全部帝后宝玺总藏量的90%以上。也就是说,可能会流入民间的帝后玺印最多在500方左右。目前在市场露脸的玉玺中,康熙与乾隆两位皇帝玉玺占了绝大多数,另外还有嘉庆与道光两位皇帝的御用玺印偶尔出现, 这些都是拍卖会上藏家激烈竞投的对象。

而对于哪朝帝王玺印最有价值,北京匡时拍卖业务部经理王楚男接受收藏周刊记者采访时分析称,“理论上,雍正的宝玺价值是最高的,首先,雍正在位的时间短,宝玺数量也少。第二,雍正的艺术欣赏水平非常高,他的宝玺出品刻画非常到位,这跟他参与到整个宝玺的图稿创作、设计 和制作各个环节中有关。”王楚男介绍,一块玉准备雕琢时,怎么雕、用什么字体、谁来写等方面,雍正帝都考虑得非常周到。“所以,他的宝 玺要是出现在市场上,价格应该会是最高的。”

也有资料显示,上述宝玺的原包装匣保存完好,体现出雍正皇帝的性格特点和艺术品味,也为了解雍正帝宝玺的盛储存放方式提供了难得样本。

某些珍贵材质仍受藏家追捧

无独有偶,在南方拍卖市场迎来捷报的同时,今年6月,北京保利也为千万级玺印再添一枚。在其2015春季拍卖会的“龙香——清宫御赏文玩”专场中,“清康熙 田黄冻双凤钮大方章”,以1610万元成交,该专场名列第二。

清代宫廷赏玩历来深受市场热捧,“龙香——乾隆御赏文玩”专场正是保利十周年拍卖的亮点。作为该场重器“清康熙 田黄冻双凤钮大方章”体量硕大,重达257克,印文为“奉天眷于千龄”,当为康熙内廷御工周尚均所制,在预展期间,便引起坊间追捧。

值得一提的是,这枚来源日本藏家旧藏,最终以1610万元成交的“田黄冻双凤钮大方章”早在7年前,西泠印社2008年春季拍卖会上,便以431.2 万元成交,短短7年时间,增值过千万。

有行内人士分析,在目前经济不景气的大环境下,两枚玺印均能以“天价”成交,说明

“好东西就是硬通货。”而王楚男也表示近年要征集到好的玺印已经非常难,不少人买了均在惜售,“多数(藏家)都不太愿意在这种环境下拿好东西出来拍卖。”

田黄石因具有皇族专用的黄色,被满清皇族宠爱并视为珍宝,争相寻觅,价与金玉相埒,视同瑰宝,倍受文人雅士、官宦、皇族及帝王的喜爱,自清以来极负盛名。相传乾隆皇帝曾以田黄石祭天,并冠予帝帽,故田黄历来有“石中之王”的尊号。

而值得一提的是,同样是白玉质地,2010年在北京保利5周年春季拍卖会“清乾隆 御制白玉交龙钮“自强不息”宝玺”以5656万成交,时隔三年,中国嘉德2013年春季拍卖会“御制—宫廷重要瓷器工艺品”专场以6670万成交,三年增值1000万元。

尽管王楚男始终认为“材质不影响玺印的价值。”但不可否认,对白玉、田黄石等珍贵材质的认可,一直以来也在左右着某些藏家的喜好选择。

康熙玺印成交价曾为起拍价20倍

玺印作为皇室用品,一直有着与其他拍品不一样的待遇,火热受捧的市场早在上世纪末便初见端倪。

比如,1997年香港佳士得曾以不到100万港元的成交价拍出过一方乾隆御制田黄“契理在寸心”狮钮玺。但是到了2004年,这方玉玺在香港苏富比最终以790万港元成交,7年时间价格升至8倍。

而2003年10 月,清乾隆的“御用组玺五件”就曾拍出过2918.2万港元的高价。真正奠定玺印在拍场地位的,可算是2008 年6月,一方清康熙 “康熙御笔之宝”蟠龙玺在法

国图卢兹圣·乔治拍卖会上以560万欧元(当时近6000万元人民币)的高价成交,并一举创下了此类拍品价格的世界纪录,而起价只有30万欧元,成交价足为起拍价近20倍。

但这个纪录保持不到2年,2010年6月26日,乾隆青玉螭龙玉玺在台北拍出1.018亿元“天价”,正式将御用印玺带入了“亿元时代”。这样一个纪录在一年后被打破,2011年北京保利秋拍夜场中,一件“白玉御题诗'太上皇帝’圆玺”以6800万起拍,最后以1.4亿的价格落槌,加上佣金为1.61亿成交,使得其桂冠一直保持至今。这是清乾隆六十年(1795年)白玉御题诗“太上皇帝”圆玺,是乾隆帝85岁被尊为太上皇帝时所制,也是乾隆二十多方“太上皇帝”御玺中唯一一枚圆形的。

乾隆的宝玺之所以如此受捧,王楚男认为,这跟乾隆一生的传奇经历有关。他说,自称为“十全老人”的乾隆皇帝,在其继位之后,先后领导了10次重大军事行动,“作为君王想要实现的事情几乎都让乾隆实现了,而且他还当了太上皇,应该是历代皇帝中,寿命最长的一位,所用玺印也是最多的一位。”

从春秋战国时期作为一种凭证的信物和管理身份的象征,到唐宋开始衍生出抒发情怀的文人闲章,经历了近千年的发展。到清代乾隆更把“闲章”功能发挥到极致,个人玺印多达1800多方,故宫博物院宫廷部研究馆员郭福祥研究称,康熙宝玺多反映古代先哲思想,乾隆光书画印玺就多达500多方。

中国玺印的本质就是凭证的信物

由于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经济、政治变化的情况,商品经济的发展,商业活动的频繁,需要有一种凭证的信物来检验通关的货物,在国家征收贡物入库收藏时,对物品检验后,也需要用凭证的信物来封缄收存。

另外,根据香港中文大学教授王人聪的研究,由于宗法制度的瓦解,世官世禄的废除,士阶层的兴起,官僚制度的形成,国君与所任命的官吏之间也需要有一种凭证的信物来表明相互之间的从属关系,同时也作为官吏的身份和行使职权的凭证。“中国古代的玺印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适应社会客观的需要而产生的,它的出现最早应在春秋时期,到战国逐渐普遍使用。”

在王人聪看来,中国玺印的本质,就是凭证的信物,但随着历史发展,逐渐出现了印文为吉语、箴言、肖形等的内容,例如元明以来所出现的以诗词等闲文入印的篆刻作品,虽无凭证的作用,但也可归入玺印类。

战国时期大多数为铜印 汉代建立官印制度

据了解,战国时期大多数为铜印,只有少数是用银或玉、骨、琉璃、石、陶等质料制作的。有官玺和私玺。而印文则采用篆文。钮式多为鼻钮、坛钮或橛钮,印面以方形为主,也有长方形、圆形。

但到了秦国,战国时那些印文字体各异,形制有别的六国玺印已经绝迹,取而代之的是字体和形制都风格一致的秦印。秦始皇为了维护专制君主至高无上的权威,规定只有皇帝的玺印才可称玺和用玉制作,因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何后世多把皇帝用玺称为“玉玺”。

作为中国玺印发展的鼎盛时期,汉代玺印的数量日渐繁多,内容丰富,形式多姿多彩,不论铸造工艺或篆刻艺术都达到了极高的水平。王人聪介绍:“钮式有鼻钮、瓦钮、桥钮、龟钮、蛇钮、鱼钮、覆斗钮、驼钮、螭虎钮等,汉武帝曾两次对印制的颁令,一套依照官秩尊卑而区别百官官印的质地、尺寸、钮式、印绶、称谓以及字数的官印制度便建立起来了。”

隋唐之后玺印出现抒发文人情怀的闲章

中国玺印发展在汉代,但转变在隋唐,这跟纸张的普遍使用和简牍与封泥的废止有密切关系,其中突出表现为“官印不署吏员的官职名,而是署官署名,官署印代替了职官名。”另外,印面尺寸开始变大,“方寸印”的形式逐步被改变。

而到了宋元文人阶层流行,玺印职能从凭证、职衔作用开始衍生出抒发文人情怀的闲章成为流行,包括后来的皇帝宝玺,也不乏抒发自己胸中情怀的玺印,从唐代唐太宗初见端倪,到宋徽宗发展较为成熟。

但据了解,明以前的皇帝印章,随着朝代的更迭,能够留存下来的非常少。目前较多的只有清代皇帝的玺印,清朝灭亡以后比较完整地保存了下来。其中,尤以康熙和乾隆较为典型。

康熙闲章在许多方面反映他的帝王风貌

从存世实物看,康熙宝玺多为田黄石和寿山石。而其用玺习惯也有据可依,由于康熙对书法十分喜爱,政事之余经常挥毫泼墨,留下了大量的作品。对于不同的装裱形式,康熙钤用的宝玺也有所不同,比如开本小的,会钤“康熙御笔之宝”或在册的末页钤“万几余暇”、“体元主人”等两方小玺。而引首则通常有“勤民”、“惜光阴”等。

在故宫博物院宫廷部研究馆员郭福祥看来,作为深受汉文化影响的皇帝,康熙刻制如此多的闲章并不是偶然,结合他的言与行,可以发现康熙闲章在许多方面反映了他的帝王风貌,具有相当的针对性。

其中,“敬天勤民”简单四个字则蕴含了康熙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郭福祥认为“他把'

天’与'民’等同看待,认为'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意即天意’。康熙帝的这些认识,无疑赋予敬天一种新的含义,与单纯的讲求天命是有本质区别的”。

而从康熙的御制诗文集中,也经常可以看到他对勤政的记述:“每以民生为念,夙兴夜寐,无时不懈也”,更言“朕先忧而饮食俱废者,为民也”。

根据郭福祥的研究,在康熙皇帝的宝玺中,有一类玺文诸如“我思故人”、“惟尧则之”、“坦坦荡荡”等,多与摹古、学古有关,可知康熙帝对古代先哲的思想和行为的重视。“康熙帝以尧、舜、禹、汤、文、武、成王等历代贤君圣人为榜样,以儒家修身之道为准则,不断完善自己,这是他的目标。而'惟尧则之’等宝玺恰恰反映了他这一思想和追求。”

乾隆玺印比清代其他皇帝玺印的总和还多

经过前朝的积累和发展,乾隆时期社会、经济和文化达到了空前繁荣,其中手工艺制造水平更发展到了极致。玺印方面,据《乾隆宝薮》及现藏实物粗略估计,乾隆一生共刻宝玺1800多方,不但是历代皇帝中,玺印最多的一位,更比整个清代其他所有皇帝的玺印的总和还多。其中,寿山石刻制的宝玺有609方、青田石190多方、昌化石13方。

郭福祥认为,乾隆时期随着西北边疆的问鼎,大量优质玉材充贡内廷,宫廷御用玉器的制作量大增,玉器雕刻工艺迅猛发展,为玉质宝玺的大量制作提供了物质和技术保证。“光是玉石质地就包括碧玉、青白玉、白玉、青玉、墨玉、汉玉等。”

如果说康熙深受汉文化影响可在玺文中得以反映,那乾隆则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他有大批玺文来自中国古典典籍,例如出自《论语》的玺印“知者乐”、“仁者寿”;出自《诗经》的有“思无邪”;出自《尚书》的有“德日新”“主善为师”;出自《周易》的有

“自强不息”“成性存存”,还有一些玺文择取古代著名诗文,如“心清闻妙香”等。

重复品较多是乾隆宝玺一大特点

通过玺文,说乾隆是最自恋的皇帝,也不为过。郭福祥撰文介绍,他每逢国事家事,都要刻制宝玺以为纪年,例如其在位四十五年,年过七十,便用杜甫诗句镌古“稀天子之宝”以为纪念,而在位六十年,禅位于皇十五子,成为清代历史上唯一的太上皇,便又刻“太上皇帝之宝”,再如为纪念其在位期间十次远征边疆的重大胜利,特镌“十全老人之宝”等。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宝玺在他去世之前不断地被复制,数量很多。甚至同一玺文更有刻制几十方之多,因此,重复品较多成为乾隆宝玺的又一大特点。

继宋徽宗之后,乾隆也许算是又一典型的酷爱书画艺术的皇帝之一,据统计,仅出现于书画作品中的乾隆印章即多达500多方,郭福祥认为:“乾隆对古代艺术品的鉴赏力很高,把'情赏’看作是艺术鉴赏的最高境界。他体验,咀嚼作品的意境。”正因如此,他对古代艺术品的整理尤为重视,在位期间,他钦定、编纂、刊刻了大量有关古代文化艺术品的著录书目,如《石渠宝笈》《秘殿珠林》《西清古鉴》等,凡是被著录的书目收入的作品,都要钤盖相应书籍的印章,作为收藏的凭证。

从最初作为凭信的印章到其功能性的扩张，皇帝玺印与文人闲章呈现出两种不同的发展趋势，同时也代表了不同的审美意趣，前者延续了印章的实用性，成为皇帝权利运作的凭证，后者则与艺术相结合，成为文人抒情畅怀的窗口。

皇帝玺印：古时的公章 权力的象征

在古代，皇帝专用的印章称之为玺(或宝)，象征着至高无上的权力。据记载，最早的

皇帝玺印始于秦王嬴政，共制有六方白玉璃虎钮御玺，即“乘舆六玺”，包括天子三玺(天子之玺、天子行玺、天子信玺)与皇帝三玺(皇帝之玺、皇帝行玺、皇帝信玺),它们各自代表皇权的不同方面，例如皇帝之玺用于发布诏书、天子之玺用于祭祀神灵。此外，秦始皇另制一枚用于辟邪的方玺，上有李斯刻“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字铭文，传至刘邦后被称为传国玺，这样玺的转移也意味着朝代的更替。事实上，在秦始皇统一六国前诸王的印章皆称为玺，而在其统一后才明确规定只有皇帝的印章才能称为玺。

自秦始皇确立玺印制度后，经汉、魏晋沿袭至北周时改为八玺，隋唐皆沿其制。在武则天时，因玺与熄谐音而改用宝字。从宋代起，宝玺的数目不断增加，使用范围也进一步扩大，例如宋高宗时已掌有14枚玺印。另外，此时对宝玺的管理和使用制度更趋完善。经过东汉时的符玺台、后周设立的主玺下士和隋唐设立的符玺郎，发展为符玺郎分立内外两人。至元代洪武时期，皇帝共刻有17方宝玺，而其职能也逐渐细化，譬如“发给一品至五品官的诰命用制诰之宝，发给六品至九品的用敕命之宝，奖励臣工的用广运之宝，敕谕朝觐官员则用敬天勤民之宝”。

宋/明 和田黄玉龙钮御玺“皇帝之宝”

印文：“皇帝之宝”

在明武宗正德九年(1514)，洪武时期的17方御玺被大火损毁，直到明嘉靖十八年(1539)进行补造，并另添置7宝，共计24件宝玺，即奉天之宝、皇帝之宝、皇帝行宝、皇帝信宝、皇帝尊亲之宝、皇帝亲亲之宝、天子之宝、天子行宝、天子信宝、制诰之宝、敕命之宝、广运之宝、敬天勤民之宝、御前之宝、表章经史之宝、钦文之宝、奉天承运大明天子之宝、大明受命之宝、巡守天下之宝、垂训之宝、命德之宝、讨罪安民之宝、敕正万民之宝，其使用范围涵盖了祭祀天地、颁诏册封、奖励臣工等。据载，皇帝每年使用御宝的次数高达3万余次。在澳门中信秋拍中曾有一方宋/明时期的和田黄玉龙钮御玺“皇帝之宝”现身拍场。自宋代开始皇帝御玺始有龙钮，而此拍品上的坐龙庄严端正，栩栩如生，实为精品。

古玉雕麒麟钮“皇帝行宝”(汉、满文)

汉、满文篆书 印文：“皇帝行宝”

清 碧玉“天子信宝”玺

汉、满文篆书 印文：“天子信宝”

清 “大清嗣天子宝”

乾隆帝最常用御玺：栴檀香木制“皇帝之宝”

清代的宝玺制度多沿袭明代，在保留原20宝的基础上，将另5宝改为大清受命之宝、大清嗣天子宝、皇帝之宝、制驭六师之宝以及敕正万邦之宝，且出现了满汉两种字体。例如，在2008年拍场出现的一方“大清嗣天子宝”御玺体侧刻有满汉两种文字，并附带两枚墨玉宝印。东京中央春拍亦推出一件清代碧玉“天子信宝”玺印，这原是皇帝在向少数民族和属国颁令时所用。拍品为交龙钮，刻法上乘，极具帝王风范。此外，明清时期使用御宝的规定更为严格，包括请宝、用宝、捧宝等方面，且每年的开宝与封宝之日皇帝要在交泰殿行九拜之礼。在历代皇帝中，乾隆帝在刻印数量上高居冠首。据《乾隆宝薮》及现存物粗略估计，其一生刻制印章达1800余方。用于公务的御玺延续至乾隆时已有39方，在使用时常出现混乱，因此乾隆在1746年对这些御玺进行核准，挑出25方重新划定功能，其中栴檀香木所制“皇帝之宝”是使用最多的御玺。

清康熙御宝檀香木异兽钮方玺将以估价待询的形式上拍香港蘇富比2016春拍

清康熙御宝檀香木异兽钮方玺印文：“敬天勤民”

清乾隆白玉双龙钮宝玺“太上皇帝之宝”在北京保利2015秋拍中以7475万元成交

清乾隆六十年白玉御题诗“太上皇帝”圆玺在北京保利2011秋拍中以1.61亿元成交

除用于公务的玺印外，皇帝亦制作用于表明身份、建筑功用、为政思想、记事纪盛等内容的休闲类玺印，而后两者往往是二级市场中的高价拍品，以康熙、乾隆朝的玺印最为多见。在2016年4月6日香港蘇富比春拍中，清康熙御宝檀香木异兽钮方玺将以咨询价的形式亮相拍场，这是当时藏于清宫西暖阁的“敬天勤民”原印。“敬天勤民”意为仰答眷命、关心民生，是康熙帝政纲中的重要内容，也是明君应具备的准则。其他如雍正“朝乾夕惕”、乾隆“致中含和”等皆是体现为政思想的玺印。此外，皇帝每遇重要的国事家事也会刻制玺印作为纪念。例如在北京保利2015秋拍中，清乾隆白玉双龙钮“太上皇帝之宝”以7475万元成交。此玺印是乾隆为纪念将皇位传于十五子颙琰、自己成为太上皇而制，与此同名的玺印当时刻有20余方。早在北京保利2011秋拍中，一方形制特殊的清乾隆六十年(1795)白玉御题诗“太上皇帝”圆玺曾以1.61亿元的高价成交。而同场中乾隆为纪念八十寿辰所刻白玉龙钮“八征耄念之宝”、“向用五福”宝玺也以4312.5万元拍出。

清乾隆五十四年白玉龙钮“八征耄念之宝”“向用五福”宝玺在北京保利2011秋拍中以4312.5万元成交

清康熙御宝寿山石瑞兽钮方玺将以估价待询的形式上拍香港蘇富比2016春拍

文人闲章：寄情印文 真情流露

闲章是指除姓名章以外的其他印章的统称，主要反映主人的生活境遇、人生追求、个人情感等内容。闲章是从秦汉私印中的吉语印演变而来，在元代画家王冕首创青田花乳石自刻印章以前，文人所用印章多由工匠制作，这极大地限制了其以印寄情的功能。元代以

后，文人多效仿王冕自刻印章，到明代集印为册随之风行，并出现包括徐官、何震等在内的篆学理论家。明代的篆刻艺术形成五大流派：吴门派、雪渔派、泗水派、徽派及娄东派。由此可见，闲章的发展由功能性质逐渐向一种艺术形式过渡。在清代篆刻艺术十分盛行，并产生了一大批的篆刻名家，如邓石如、赵之谦、吴昌硕等人。到民国还出现了专门的印学社，文人在研究金石的同时也推动了闲章的新发展，此外他人请文人刻印之风也愈演愈浓。而在艺术创作中，闲章与诗文书画相结合不仅丰富了画面的内容，而且更能体现出文人的雅趣。

明文彭刻灯光冻石印章曾以952万元成交 印文：“我已定交木上座”、“文章不求百年老”曾

齐白石诗书画印四绝六面印曾以470.4万元成交 右一印文：“又得浮生半日闲”

文人闲章的语源一般有四种，一是摘取前人诗文、篇名、警语及箴言等，多从传统的经、史、子、集四类书选择，如北京中拍推出的明代文彭的“我已定交木上座”与“文章不求百年老”灯光冻石印章曾以952万元成交，这两句印文出自宋代诗人如璧的七言律诗《次韵答吕居仁》。再如，在北京保利上拍的齐白石六面印以470.4万元成交，其中“又得浮生半日闲”印文出自唐代诗人李涉的《题鹤林寺僧舍》;二是取自典籍中的故事与传说，如明代收藏家项笃寿“马生角”印出自《燕丹子》，清代收藏家陆时化“蕉鹿梦”印出自《列子·周穆王》;三是根据个人的志趣自撰印文，如清代书法家何绍基“读异书，饮美酒，赏名画，对丽人”印章即反映了个人喜好;四是由亲友赠拟而得。

吴昌硕青田石自用印在北京保利2015春拍中以368万元成交 印文：“同治童生咸丰秀才”

清 邹一桂 青田石自用印 印文：“一举成名天下知”

文人闲章的内容十分庞杂，学者刘尚恒曾将其细分为十四种类型。在二级市场中，最常见的文人闲章是记述功名官爵、爱好逸兴、道德修养、励学精艺等内容。具体来讲，自隋唐实行开科取士以来，一些文人读书求学的最终目的是通过科举考试踏上仕途，一旦考取功名有了官职便成为整个家族乃至地区的荣耀。因此，文人将这个人生中的闪光点也刻入闲章以兹纪念。例如，北京保利2015春拍中推出的吴昌硕青田石自用印的印文为“同治童生咸丰秀才”，在边款中吴昌硕详细记录了同治四年应试赶考的经历，而此印是其上乘之作，最终以368万元成交。北京匡时曾推出的清代画家邹一桂所制青田石自用印的边款上就有“一举成名天下知”的印文。邹一桂是雍正五年二甲第一名进士，授翰林院编修，此印即是他对此殊荣的记录。此外，邹一桂所刻“二甲传胪”、“内廷供奉”等印皆是此意。

清 王澍 洪亮吉 项元汴刻闲章(七方)

齐白石刻印章(两对) 印文：“胸间富丘壑”、“腕底有鬼神”

齐白石刻青田石印章 印文：“麓山红叶相思”

陈师曾刻兽钮印章 印文：“握兰”

文人的书斋生活养成了他们特有的精神气质，其喜好离不开“琴棋书画诗酒花”这几项，因此将个人的爱好逸兴刻入闲章也是其情怀的流露。例如，在中贸圣佳上拍的清代王澍、洪亮吉、项元汴等人携刻的七方闲章印文涵盖了“待月”、“竹西夜月”、“听琴”等雅事;另两方清代画家蒋仁的寿山石闲章则刻有“绿水”、“青山”的印文。而中国嘉德曾推出的两对齐白石刻印章更能反映出文人对书画的喜爱，印文分别是“胸间富丘壑”、“腕底有鬼神”，对联直抒胸臆，正体现出齐白石书画所秉承的一贯追求。另一方齐白石所刻青田石印章的印文为“麓山红叶相思”，表达了对麓山红叶的思念之情。

清 郑板桥款青田石闲章 印文：“淡泊名利宁静致远”

清 罗聘款 广东绿印章 印文：“敬事”

清 丁敬 田黄竹节闲章 印文：“虚心师竹”

在文人闲章中，记述个人道德修养与表明心志的印文不在少数，如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所提倡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及“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等对文人有深刻的影响。例如，北京保利2015春拍推出的清代画家郑板桥款青田石闲章以“淡泊名利宁静致远”为印文，中国嘉德也曾推出清代画家罗聘所刻“敬事”的广东绿印章。此外，明代文学家王世贞的“默然守吾真”印出自《汉书》，意为保持自然本性，不因穷达贫乐而改变自己的气节;明末书法家姜宸英有“恐于名之不利”印，他被称为“江南三布衣”之一，由于一生功名难求而刻此印;清人林则徐的“宠辱皆忘”印出自《岳阳楼记》，意为国家安危是大事，个人宠辱是小事。

印章的种类

印章种类繁多,基本上可分为官印和私印两类。

官印：

官方所用之印章。历代官印，各有制度，不仅名称不同，形状、大小、印文、纽式也有差异。印章由皇家颁发，代表权力，以区别官阶和显示爵秩。官印一般比私印大，谨严稳重，多四方形，有鼻纽。

私印：

官印以外印章之统称。私印体制复杂，可以从字意，文字安排，制作方法，治印材料以及构成形式上分成各种类别。

从字义上分有：姓名字号印：印纹刻人姓名，表字或号。汉人名多一字，其三字印，无“印”字者即字印。字印自唐宋后始以朱文二字为正格，也有于姓下加“氏”字的。现代人也有刻笔名的，也属此类。斋馆印：古人常为自己的居室，书斋命名，并常以之制成印章。唐李沁有“端居室”一印，约为此类印章的最早者。

书简印：

印文在姓名后加“启事”，“白事”，“言事”者。今人有“再拜”，“谨封”，“顿首”者。此种印专用于书简往来。收藏鉴赏印：此种印多用于钤盖书画文物之用。它兴于唐而胜于宋。唐太宗有“贞观”，玄宗有“开元”，宋徽宗有“宣和”，皆用于御藏书画。收藏类印多加“收藏”，“珍藏”，“藏书”，“藏画”，“珍玩”，“密玩”，

“图书”等字样。鉴赏类多加“鉴赏”，“珍赏”，“清赏”，“心赏”，“过目”，“眼福”等字样。校订类印多加“校订”，“考定”，“审定”，“鉴定”，“甑定”等字样。

吉语印：

印文刻吉祥的语言。如汉印中常见的“大利”，“日利”，“大幸”，“长乐”，“长幸”，“长富”，“宜子孙”，“长康寿”，“永安宁”，“日入千石”，“日利千万”等，皆属此类。秦代小玺有作“？疾除，永康休，万寿宁”。也有在姓名上下附加吉语者，多见于汉代两面印中。

成语印：

属于闲章之类。印文刻以成语、诗词，或牢骚、风月、佛道等语，一般钤盖在书画上。成语印盛行于宋元，传贾似道有“贤者而后乐此”，文嘉有“肇锡余以嘉名”，文彭有“窃比于我老彭”，皆《离骚》中语，令忍忍俊不禁。成语入印是从秦汉吉语印演变而来的，随一时游戏，然当求其隽永笃雅，不能信手臆造。

肖形印：

也称“象形印”，“图案印”，刻有图案印章的统称。古代的肖形印，一般刻有人物，动物等的图象，取材多样，有龙、凤、虎、犬、马、鱼、鸟等，以古朴取胜。肖形印多白文，有的纯图画，有的加有文字，汉印中多有于姓名四周附以龙虎，或“四灵”（青龙、白虎、朱雀、玄武）。

署押印：

也称“花押印”，系雕刻花写姓名的所签之押，使人不易摹仿，因作为取信的凭记。这种印信，始于宋代，一般没有外框。元代盛行的多为长方形，一般上刻姓氏，下刻八思巴文或花押，又称“元押”，“元戳”。

从文字安排上分有：白文印、朱文印、朱白相间印、回文印

从制作方法上分有：铸印、凿印、琢印、喷印

从治印材料上分有：金印、玉印、银印、铜印、铁印、象牙印、犀角印、水晶印、石印等，今人尚有木质印、塑料印、有机玻璃印等。

从构成形式上分有：一面印、二面印、六面印、子母印、套印

印章的鉴赏

印章的美学价值可以归结为两个方面：印章的艺术美和印章的材质美。印艺之美则可分化成四个部分：印文、印款、印谱以及印饰。

鉴赏印章文字，先要把握艺术表现手法的特征，如书法、章法、刀法，再要体会印文内容中蕴含的情趣、意味，综合起来细细品鉴、慢慢欣赏。

书法历来有成就的印艺家对书法都十分重视，我们在前面一章中已经有所了解，“无一讹笔”是保证印文具备鉴赏价值的重要前提。大家知道，书法是写字的艺术，如果连字都不能识读，还有什么艺术鉴赏可言。印章之所以被历代知识阶层推崇、喜爱，也正是由于他的难能、他的艰涩所带来的挑战已经诱惑。垂手可得的东西不具备挑战性，也没有诱惑力，更谈不上鉴赏价值。而对于鉴赏者来说，识篆就成了一件首要任务。篆字初看起来，是有点陌生，其实学起来很容易上手，要精通却很难。篆字是以“形”为中心发展而成，虽然后来已经变为“意象”，但探其本源，总有形的影迹可循，所以篆字从一开始就具备美术性。

章法印文章法就是字与字、行与行之间的位置安排和整体布局的方法。符合情理的章法能给人以高品位的享受，不合情理的章法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底蕴不足甚至是冒牌货。章法的基本要求是平衡、老实、大方、端正，汉印章法大多根基于此，进一步要求自然生动、别饶情趣，这样才可供协商、玩味。

刀法古人凿铜刻玉，力艰功深，其过程较为复杂。佳石极宜受力，一如良纸之受笔墨，

铁笔所行之处，石屑纷披，呈现出天然崩裂的效果，留下的线条痕迹具有古拙苍劲的金石气息。刀法大致可分为两种：冲刀和切刀。冲刀行进爽快，一泻千里，很像书法中一拓直下的笔法，能表现出雄健淋漓的气势；切刀则行进较慢，用短程碎刀连续切成，一步一个脚印，犹如书法中的涩笔，能表现出遒劲凝炼、厚实稳健的气象。有时两种刀法结合起来使用，效果更佳。

情趣和意味我们知道，历代许多文学家、诗人、书画家都对印章情有独钟，许多印人同时也兼工诗书画，他们常常取用一些典故成语、诗词佳句或者俚俗语言作为闲章内容，往往能出奇制胜，饶有情趣和意味。当我们鉴赏到这类语句时，也会觉得分外的有滋有味、兴趣盎然。

边款的鉴赏边款，就是铭刻在印章面或周面的姓名、年月等文字记录。按照钟鼎等铭文的称法，“款是阴字凹入者，识是阳字挺出者”，但是在印章领域，不论阴阳，通常统称为边款或款识，很少有把印章阳文款识称为“边识”的。

上古印章极少署款，文彭以双刀行书款开了风气，此后的印家各显身手，使印章边款迅速上升为印章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起到了像绘画题跋一样的作用。在款识的刻制上，也同样显示出印家们精彩的刀法和高超美妙的书法境界，值得我们细加品鉴和赏析。

印章款识除了可作书法碑帖艺术品来鉴赏外，有些款识还具有很高的文学性。它可以或记事或抒情，或谈艺或品味，读之令人神往，发思古之幽情。所谓“方寸之间，气象万千”，不单是指印文，而且也适合款识，两者都具有金铸玉琢的微妙感觉，同样引人入胜，唤起我们不尽的联想，带给我们无穷的意味。

印谱的鉴赏印谱是印文以及款识的载体。钤拓精美的印谱不仅可以让我们尽情欣赏其中的佳作，而且它本身也是一件艺术品。印谱的钤拓，在清道光之前，都是只用印泥朱拓印章，并不墨拓款识，直到西泠印章艺术昌盛繁荣的晚期，才有林云楼以拓碑帖的方法为赵之深墨拓印款，置于印谱后面。此后大家都来仿效，蔚然成风。

印谱的钤拓分为二个步骤，一是印底文字的钤朱，一是印章款识的墨拓。濡朱钤印必须选用优质印泥，好的印泥细腻光泽、不走油、不变质、厚而匀，具有立体感，钤出的印谱持久如新、光艳可人。

墨拓印款操作起来比较复杂，一方面要有熟练的技艺，一方面要把握时间，需要细心

和经验。印谱的制作，一般先拓墨款，后钤朱印，墨款又分为墨拓和蜡拓，蜡拓不如墨拓精微清晰，只能应付一时急需，不宜制谱。

墨拓根据墨色浓淡，又有“乌金拓”和“蝉翼拓”之分，前者对比强烈、富有光泽，后者素淡清和，别饶雅趣。印谱传拓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印文、印款的表达，故有“刻之功六、拓之功四”的说法，可见印谱钤拓的重要性。考究的印谱装帧素雅，纸选用净皮绵宣、单宣或连史纸，每业每印每款，主但选摸、朱丹玄墨，交相辉映，令人赏心悦目，除了观赏，还可临习、研讨，因而成为人们鉴赏收藏的宝贵之物。

印章设计的艺术性印章作为艺术品，其价值一般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其外形设计，也就是印钮的设计、铸造技艺及后期更高层次的深加工技艺。二是印面文字的书法和镌刻艺术。

印钮的设计最初以实用为主，用于穿绶带系于腰间，如瓦钮、鼻钮等。现将我国古代的主要印钮形态分列如下：

鼻钮：

这是我国古代早期印章最多见的印钮，因孔小如鼻而得名。先秦的官印、私印均大量采用这种形式，汉代以后的官印鼻钮变大，故又称之为瓦钮、桥钮。

龟钮：

龟钮也是官印中最常见的钮制。龟与蛇结合称之为玄武，玄武是人格神，演化成赫赫有名的真武大地。此外，龟与贵同音，是长寿吉祥的象征。

蛇钮：

蛇钮不多见，但颁给滇王的印章采用蛇钮。

羊钮、马钮、兔钮有颁发给其他民族首领的记载。此外，鹿钮、罴钮、鱼钮等神兽钮也见于历史记载及出土文物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螭钮，又称螭虎钮，皇帝及皇后玺均用此钮。螭为龙的一种，明清时皇帝印玺均采用螭为钮的造型。

由于印章在官方、民间的大量、广泛的使用，印材的多样化，为印钮的设计、制作创造了更加宽广的空间，所以，到了清末民国年间，印章的艺术得到了空前的繁荣。

印钮的设计也突破了上述的钮制，各种生肖鱼虫，人物花鸟也尽现于钮的设计中，在这种形式下，铜印章作为我国几千年沿袭下来的印材，在与明末清初出现的石制印材竞争中，不仅没有衰落，反而有大量铜印章精品面市，并流传后世，据北京市印章前辈回忆，民国时期铜印章牢牢占据着北京市场的七、八成。

有数家著名的铜印章作坊，齐聚了能工巧匠，集皇家工艺之精华，日夜烟火不熄，为北京印章市场提供了充足的货源，小到学徒领薪的铜戳子，大到清室皇亲国戚、文人墨客、

收藏家掌上把玩的绝世精品。

铜印材较之其它印材，如石、木、牛角、象牙、有机玻璃等，优点是坚久耐用，传世性强，艺术表现的形式丰富，适宜加工。铜印材颜色庄重，它可以比上述印材表现更细致、镂空等，配合错金、错银、鎏金、錾制等表面深加工技术，铜印章可以更高层次地表现皇家的永恒、持久、庄重、高贵的气派。

今天铜印章印钮的设计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如寿星、佛像、龙凤、狮子、瑞兽、螭虎、蒲牢、生肖等等，铜印章作为中国印玺文化的代表，我们需要进一步来了解和重新认识它的价值。

用印的忌讳书画上落款盖印

印比字大不可以。大幅盖大印，小幅盖小印，理所当然。国画直幅落款字下盖印，直下底角，不可再盖压角闲章。如右上落款，左下角可盖闲章，左上落款，右下角可盖闲章。如上款字印接近下角，闲章就不需盖了。

国画棋幅落款，左右两头角边，不可盖闲章。右上落款，左下角可盖方形闲章，左下落款，右下角可盖方形闲章。此处如不需要盖闲章，而勉强盖上，反而弄巧成拙。

长方形，圆形，长圆形闲章，尔不可盖在下角方形压角闲章处之地位。方形闲章，不可盖在书画上端空白处，否则，就喧宾夺主了。

国画直幅落款，字行末行末字，与他行字长短，不可整齐，盖印亦如此。盖二印，一方形，一圆形，不可匹配。同形印可匹配。盖二印，一大一小，不可匹配。同样大小可匹

配。盖二印，一长方形，一椭圆形，不可匹配。同形印可匹配。落款盖印之下，不可再题字，。印章上下有字掣肘，就失去自然现象。已经落款盖印字画，款后不可再落上款赠人，否则，就失敬了。

花头，鸟尾，树枝，山顶上，不可落款盖印。这是画家最起码的常识，不可不懂。匠刻印章，不可用於书画上，需用艺术篆刻家，所刻石章最佳。普通印泥，不适用于书画上，要用八宝印泥。盖二印，距离不可太远太近，相隔一个印距离正好。盖二印，印文，章法，刀法各异，不可匹配。要用相同刀法所刻印章。画上不可题打油诗，一来识者奚落，二来作品就贬为低俗。

上款上端不可盖闲章，压在人名头上，人家很忌讳。一来失礼，二来破坏了画面。盖压角闲章，不可太小，宣纸四开，用方形石印，大约叁公分，比较适中。盖压角闲章，不可盖二方上，一方正好。印与边距离约一。五公分为适中。落款字下不盖印，而偏要盖在款字左右，脱离字行，而成画外物，特殊情形例外。书画上，不可盖上劈头大印，即成巨印炸弹，毁灭了美丽的画面，令人看了很恐怖。小画不可题大字，大画不可题小字。小空不可题字多，大空不可题字少。书画上姓名印，不可连盖叁印以上，应盖二印，或一印妥当。书画上下左右，不可任意盖印。盖多不当，不如少盖，印章印泥不佳，倒不如不盖好。盖二印，不可东倒西歪，如何盖法，用力轻重，印章印泥保养，一切要潜心研究，是不可忽视的问题。画上不可题上粗俗字题，致影响画面美感，就未能免俗了。书法四联首幅，右上可盖印首小长形章，其馀不可盖，如统统盖上，行气就破坏了。

印章历史及种类

战国古玺古玺是先秦印章的通称。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最早的印章大多是战国古玺。这些古玺的许多文字，现在我们还不认识。朱文古玺大都配上宽边。印文笔画细如毫发，

都出于铸造。白文古玺大多加边栏，或在中间加一竖界格，文字有铸有凿。官玺的印文内容有'司马'、'司徒'等名称外，还有各种不规则的形状，内容还刻有吉语和生动的物图案。

秦印秦印指的是战国末期到西汉初流行的印章，使用的文字叫秦篆。看其书体和秦汉量，秦石刻等文字极相近，所有较战国古文容易认识。秦印多为白文凿印，印面常有'田'字格，以正方为多，低级职官使用的官印大小约为一般正方官印的一半，呈长方形，作'日'字格，称'半通印'。私印一般也喜作长方形，此外还有圆和椭圆的形式，内容除官名、姓名、吉语外还有'敬事'、'相想得志'、'和众'等格言成语入印。

汉官印广义地说是汉至魏晋时期的官印的统称。印文与秦篆相比，更为整齐，结体平直方正，风格雄浑典重。西汉末手工业甚为发达，所以新莽时代，('新'为王莽的朝代名)的官印尤为精美生动，汉代的印章艺术登峰造极，因而成为后世篆刻家学习的典范。两汉官印以白文为多，皆为铸造。只有少数军中急用和给兄弟民族的官印凿而不铸，这在后面还要介绍。

汉私印汉私印即为汉代的私人用印，是古印中数量最多、形式最为丰富的一类。不仅形状各异，朱白皆备，更有朱白合为一印，或加四灵等图案作为装饰的，进而有多面印、套印(子母印)、带钩印等。印文除了姓名之外，往往还加上吉语、籍贯、表字以及“之印”、“私印”、“信印”等辅助文字，钮制极为多样，充分显示了汉代工匠的巧思。两汉私印仍以白文为多，西汉以凿印为主，东汉则有铸有凿。

将军印将军印也是汉官印中的一种。这些印章往往是在行军中急于临时任命，而在仓促之间以刀在印面上刻凿成的，所又称'急就章'。将军印风格独特，天趣横生，对后的艺术风格有很大影响。汉代的将军用印，普通都不称'印'而叫做'章'，这是军印的一大特点。

汉玉印两汉玉印在古印中是十分珍贵稀少的一类。'佩玉'在古代也是名公贵卿和士大夫的一种高雅风尚。一般玉印制作精良、章法严谨、笔势圆转，粗看笔画平方正直，却全无板滞之意。由于玉质坚硬，不易受刀，也就产生了特殊的篆刻技法，即所谓的'平刀直下'的'切刀法'。又由于玉质的不易腐蚀受损，使传世下印得以比较好地保留了它的本来面目。

魏晋南北朝印魏晋的官私印形式和钮制都沿袭汉代，但铸造上不及汉印精美。传世的给兄弟民族的官印，文字较多，用刀如刻如凿，书法风格表现为舒放自然，从而成为一个时期篆刻风格的代表。南北朝各国传世印章不多，官印尺寸稍大，文字凿款比较草率，官印未见铸印。

朱白文印朱白文相间的印式在汉印中很见巧思，据说起自东汉。它的方式极为多样，朱白文字的位置安排及字数均可灵活变化不受局限。这里例举的数印就可见一斑。朱白的原则大致根据笔画多少而定，朱文大多笔画多少而定，朱文大多笔画较少，白文则相反，

从而达到朱如白，白如朱的和谐效果，这类印大多工稳的私印，未见用于官印。

子母印又称'玺印'，起于东汉，盛行于魏晋六朝，是大小两方或三方印套合而成的印章。人印腹空，可以合宜地套进一方或二方小印，形成母怀子的形状。也有套进一方两印(如右栏'郭意'印)成一组三方的。在一方印章的体积中，兼备了几方印的使用价值，古代印匠的工艺水平由此见。

六面印传世六面印实物较少。这种呈'凸'字形的印章，上面的印鼻有孔，可以穿带而佩，鼻端作一小印，连同其余五个印面故称六面印。传世六面印的一种典型风格为带边白文，每字为一行，密上疏下，印文竖笔多引长下垂，末端尖细，犹如悬针，所以有'悬针篆'的俗名。这种风格虽然尚有笔意舒展、疏密相映的好处，但很容易流于庸俗，远不及汉印的相茂，故历来篆刻家只偶一为之。

缪篆印(附鸟虫书)传世六面印实物较少。这种呈'凸'字形的印章，上面的印鼻有孔，可以穿带而佩，鼻端作一小印，连同其余五个印面故称六面印。传世六面印的一种典型风格为带边白文，每字为一行，密上疏下，印文竖笔多引长下垂，末端尖细，犹如悬针，所以有'悬针篆'的俗名。这种风格虽然尚有笔意舒展、疏密相映的好处，但很容易流于庸俗，远不及汉印的相茂，故历来篆刻家只偶一为之。

杂形玺战国以来的印章中，杂形玺也是甚为别致的一类。其式样没有定例，大小从数寸至数分不等，变化极为丰富，除了方圆长宽更有凹凸形印、方、圆、三角合印，二圆三圆联珠，以及三叶分展状等，朱白都有，不胜枚举。杂形玺因其独特的谐趣与官印的庄严、沉着的要求不同，故只用于私印。

图案印图画入印自战国到汉魏都有，以汉代为最多。又称肖形印或象形印。形式多样，简练生动，除了人物、鸟兽、车骑、吉羊、鱼雁等图案外，常见以吉羊的四灵(?龙、虎、雀、(凤、龟)入印的，这类印又称为'四灵印'。

成语印成语印自战国开始就有，使用的格言、成语达百余种。如'正行'、'敬事'、'日利'、'日入千万'、'出入大吉'等，成语字数不等，自一、二字始，多达二十字，其用途除了表示吉祥之外，也有为死者殉葬之用。

花押印花押印又称'押字'，兴于宋，盛于元，故又称'元押'。元押多为长方，一般上刻楷书姓氏，下刻八思巴文或花押。从实用意义上说历代印章大都有防奸辨伪的作用，作为个人任意书写，变化出来的'押字'（有些已不是一种文字，只作为个人专用记号），自然就更难以摹仿而达到防伪的效果，因而这种押字一直沿用到明清时代。

封泥封泥又叫做'泥封'，它不是印章，而是古代用印的遗迹──盖有古代印章的干燥坚硬的泥团──保留下来的珍贵实物。由于原印是阴文，钤在泥上便成了阳文，其边为泥面，所以形成四周不等的宽边。封泥的使用自战国直至汉魏，直到晋以后纸张、绢帛逐渐代替了竹木简书信的来往，才有可能不使用封泥。后世的篆刻家从这些珍贵的封泥拓片中得到借鉴，用以入印，从而扩大了篆刻艺术取法的范围。基本训练与创作

钮制古代的玺印大多有钮、以使在钮上穿孔系绶，系在腰带上，这就是古代的'佩印'方式。自汉代开始，以龟、驼、马等印钮来分别帝王百官。例如高级官史使用龟钮、驼钮、蛇钮则是汉魏晋时授与兄弟民族等官印常见的钮制。历代钮制形式为丰富，其中以坛钮、鼻钮、复斗钮为最常见，现将部分钮制列举于右，以见一斑。

隋唐以来的官印官印到了隋唐时代，印面开始加大。随着纸的普遍应用，朱文逐渐替了白文。许多官印印背上开始有年号凿款。在文字上隋印多用小篆，并开始运用屈曲的'九叠文'入印(古代的'九'为数的终极，故有此名，并不一定要九叠，?可以随笔画的繁简而变化)以便填满印面。唐宋时代开始以隶楷入印，清代官印满文，?汉文两体兼用，同刻于一印之中。无明清代各代农民政权留下的官印，也是值得我们珍视的革命文物。

宋元圆朱文印魏晋以来，纸帛逐渐代替竹木简札，到了隋唐，印章的使用已直接用印色钤盖于纸帛，到文人画全盛时期的元代，由文人篆写，印工携刻的印章已诗文书画合为一体，起到了鲜艳的点级作用，为书画所喜爱。在这个阶段，首先是宋未无初的书画家赵

孟頫对篆刻艺术人力提倡，由于书法上受李阳冰篆书的影响，印文笔势流畅，圆转流丽，产生了一种风格独特的印章一'圆朱文'的印，为后世的篆刻家所取法。

兄弟民族文字的印章宋以来的兄弟民族在汉民族文化的影响下，曾依据汉字书法创造了本民族文字，并把他们的文字仿效汉字篆体用于官印，传也较少，所见的印文有金国(女真)书和元代八思巴文及西夏文篆书，其中有许多文字还不认识。

今体字印章在汉字书法中，篆书由于具备很强的装饰性成为印章艺术的主体至今不衰。但秦汉以后，随着书体的演变篆书已不是印章使用的唯一的书体。除了唐宋的隶楷印章和元代的押字，在魏晋时代就出现了隶楷入印的先例。清以来的篆刻家亦好尝试以今体(隶、楷、行草)入印，其中不乏佳作。由此使我们认识到，印章艺术的体现并不限于某一书体的使用，关键在于章法、书法、刀法的高度运用能力。

收集印、斋馆印、闲章印章发展到了唐宋两代，作为欣赏艺术的一支日益发展。用以收藏、鉴赏、校订的专用印记开始出现。钤之于书画藏品，种类繁多。'斋馆印'是以文人

书房、住室的雅称刻制的印章，如'楼、阁、馆、巢、院、斋、轩、堂'不胜枚举，其实许多有名无实的(文征明就说过，他的书屋大都是建筑在印章上的)只不过是知识分子思想性灵的表现方式罢了。闲章源出古代吉语印，这些以诗文、成语、名言、俗谚入印的作品，进一步使篆刻由以往单纯的镌刻官职，名号的实用艺术，发展成为独立的具有文学含义的欣赏艺术、与诗文书画交相辉映。

印章材质印材(即印坯)是篆刻艺术最基本的凭借材料。宋元以前制印大多用质地较为坚硬的金、银、铜、玉或水品、犀角、象牙、竹、木等为材料。及至元代,王冕始试以花乳石作印。由于花乳石质地细腻温润,且容易受刀,一时间成为擅长书画的文人治印的普遍用料。

到了明代,石质印材越来越被印人广泛采用。石章质地松脆柔糯,易于人刀,加上刀法不同会产生出比其他印材更为丰富的艺术效果,所以深受历代篆刻家的青睐。此后印坛即以石章作为刻印的主要材料,并一直延续至今。

在历代治印所选用的石材中,最常见的是青田石、寿山石和昌化石三大类,另外还有被引入印坛不久的内蒙石和东北石。各类石章由于产地不同,其质地、性能和色泽也各不相同,各有特点。一方名贵的石章,不但有其本身的价值，而且具有很高的艺术审美价值,所以名贵印石的收藏也代不乏人。

青田石产于浙江省青田县,并因此得名。青田石质细腻温润,极易受刀,且刀趣表现力丰富,为篆刻家最爱使用的印材之一。青田石有青、黄、淡红及青灰等色彩,其中以灯光冻、白果冻、松花冻较名贵,上品封门青最为著名。

寿山石产于福建寿山。由于出产坑口不同,各种寿山石的质地也不尽相同,有的在品性上甚至还有很大的差别。寿山石有田坑、水坑和山坑之分。就品质而论,田坑第一，水坑次之,山坑又次之。寿山石品类繁多,常见的有白芙蓉冻、脑脂胭脂冻等。向有“石中之王”雅号的田黄石是寿山石中的佼佼者,其表层透明色黄,肌里透澈规则。其中“黄金黄”、“桔皮黄”最为稀贵,“枇杷黄'、“桂花黄',与“熟粟黄',也为珍品。对于田黄石历来就有“黄金易得,田黄难求”之说。普通的寿山石,不如青田石细糯,运刀有一种粗涩感。

昌化石产于浙江昌化县。其石也有水坑与旱坑之分，水坑石质理匀恬粉洁,旱坑石则粗涩坚顽,且常与砂钉同生。但无论水坑、旱坑,总的受刀感觉皆紧滞阻涩。昌化石有红、黄、灰等色,且往往交织在一起。其中有一种犹如煮熟藕粉状的“藕粉冻'(昌化冻)较为上乘,一种在石中凝有像鸡血色状的称为“鸡血石'。“鸡血石”中以其石底质地越佳,血色越多，越鲜,越活,越为珍贵。一方石上如有黑白红三种色块组成，又被称为“刘关张”(即刘备、关羽和张飞之喻)。如一方石上布满鸡血,则有“大红袍”的美称,最为罕见珍贵。

内蒙石亦称蒙古石或巴林石,是近年来新行于市肆的石种,因产于内蒙而得名。此石最初被作为工艺美术品石雕石刻件的原材料,后被引进试用并由专家鉴定而作为印材。蒙古石晶莹洁亮,绚丽多彩。石中佳品为一般质性的青田、寿山所不及,因而很受印人刻家的青睐。

石质印材历来具有两种价值。从实用方面说,它可以用来镌刻印章,但同时,它本身又是一件令人赏心悦目的艺术收藏品。因此自古以来就有“一印在手、金石同寿'之说,更从人生吉祥物的角度,指出了它的存在意义。

对于篆刻艺术来说,如何选择印材是一门学问。而选材5经验,只能得之于经常接触实物、不断进行比较的实践积号。在着手选择印材时,一般首先要弄清印石的产地。优良。印材必然来自可靠的产地,换言之,如果不是出产于上述的日大产地,也就谈不上印石的品级了。

在确定了印石的产地之后,观察印石本身的透明度和匀洁度很重要。通常情况之下,一

方印石的透明度越高,其匀洁度相对亦高;石质越是洁净,它的纹理必然越是细腻,容易受刃进刀。另外印石无论产自何地,皆以老坑出品为佳。所谓老坑,是指年代既久、素以出产量大且质精而著称的石材坑口。要识别印石出产于新坑还是老坑,根据多数人的经验,一是凭肉眼辨别,二是靠手掂试重量。

老坑由于历代久远,形成时间长,故而所出石材从表面上看色泽温润沉浑,火气褪尽而显自然状态,这种情形犹如一件上了年份的古董,使人一望而知其年资已深。新坑石材因其形成时间较短,往往给人一种质感单薄的直觉,有的虽然色彩夺目,但细观之则感燥气厌人,华而不美。老坑的石质缜密紧重;新坑则多松粗软嫩,稍加磕碰,极易坏损。因此,印材在透明匀洁的前提之下,以份量较重的为好。有些手感明显的“轻量级”石料,即使鲜艳洁透、秀色可餐,亦不足贵,甚至根本无法携刻。另外,在具体挑选印材时,还应留心石中有无暗钉或裂纹。所谓暗钉,是指夹生在印石中大小如钉眼的硬粒,其粒虽小,却坚硬无比,令人无法下刀。石中有裂纹的情形更多,近年来石矿开采多用炸药,打磨成形后即漫浸于油蜡,由此形成的暗纹令人难以察觉,故更应注意。辨认的方法是购得后先拭去油渍,或刮去蜡衣,并在亮光下反复映照和用力挤压,这样就能及时区别良秀,以免上当。

书画印章一幅好的画，从艺术上来说，主要从三个方面来看：一是画的本身，如风格、构图、笔墨、色彩。二是落款，如位置、字体、大小，与画本身的搭配一致性，具有一定的书法水平。三是印章，如风格、大小、流派、阴阳文印章的搭配、盖印的位置、文字的正确与书画的统一。

自明清以来，印章作为书画的重要组成部分，已成为定式。

一个全面的画家，应该有书画的理论，通晓书法、画法、篆刻，而且具有娴熟的技法。一些著名的画家即是这样，如张大千、傅抱石、齐白石、吴昌硕、赵之谦、高凤翰等。

他们不仅精书画，而且自己也会治印，由此他们使用的印章更能与自己的绘画作品相配合，达到更完美的和谐、统一。

书画上的印章，主要分为三类：一、作者本人的印章。二、题跋人的印章。三、收藏、鉴赏人的印章。在这些所使用的印章中又分为三个方面：一、姓名、字号、斋馆、堂号

印．二、闲文、吉语、警句印。三、收藏、鉴赏印。

姓名、字号印：一般盖在作者名字的下方或左右。斋馆、堂号印一般盖在款字的四周或款字的下方，也有用作迎首，盖在右上角。闲文、吉语、警句印，一般盖在书画的左右下角，作为押角，也有用作迎首。收藏、鉴赏印一般盖在书画的左右下角空处，或无碍书画作品本身的空白处，也可以盖在书画以外的装裱上。也有盖在书画最显著的位置，以示自己的权威，如乾隆、嘉庆皇帝等。

鉴赏书画，主要从作品的风格、笔墨、色彩、构图、章法、画法、印章、纸张、装裱、题跋等方面来观察，其主要的方面还是书画的本身及书法、印章。

印章作为鉴定书画的一个主要方面，是必须重视的，因为每幅画上大多有印。

凡印章与现在我们定为真迹作品上印章完全一致的，就存在了真迹的可能性。当然这不是惟一的标准，只是鉴定的一个方面，特别是自清末以来，西方照相制版传入我国，使得复制、翻版印章可以与原印几乎完全一致，这就不能仅以印章方面来鉴别书画。如果一幅清中期或以前时期的作品上的印章与可知确为真迹上的印章完全一致，其他方面又无疑问，基本上就可以定为真迹。因为在一般情况下临摹复制印章，人工的仿刻总会多少与原

印有所不同，印章是极难仿制得与原印一模一样的。如果是清末以后的书画作品，就要从多方面，更加慎重地鉴别。

从印章鉴别上，会出现所见印章与真迹印章的一些差异。如印文的粗细，边框的宽窄、破损，印迹的清晰与模糊等不同。这可能有以下的原因：一方印章初用和久用会有所不同，初用的印章，字迹会清楚一些，印用久了，由于擦拭、磨损、磕碰，会使印章的清晰程度发生变化。印泥的好坏、质量、新旧、浓淡、干湿等也会使印章钤盖后产生不同的变化。边框的宽窄与盖印时的用力和下垫物有关，有时会产生宽窄不同的变化。印章石质较软，用久了会有磨损或磕碰，也会使印章边框四周，产生一定的变异。印迹的清晰程度又与使用印章的人手法有一定的关系，有人盖印用力大，有人用力小，有人稍加摇晃，下垫物的质量与多少，天气的冷暖印泥的变化，久置不用的印泥与经常使用的印泥，这些都会使钤出的印章效果不同，有的人还在刚盖过印章的印迹上撒上一些白粉或色粉，以防止书画作品挤压时的沾污。使用的印章，经常擦拭或刷洗也会与不经常擦拭、刷洗的印章盖出的印迹有所不同。所需鉴别的印迹，只要与已知真迹印章大小一致、印文的文字笔画位置一致，基本上就可以了。

一幅名家的书画作品，其印章也应该具有一定的艺术水平。如果印章很差，则有赝品的可能。印章的艺术水平，主要从书法、章法、刀法上来辨别，特别是文字上不能有错误，一个著名的书画家，是不可能经常出现写错字，用错字的现象。

鉴别印章还要看印泥的色泽，一幅古画印章的颜色，虽然可能是鲜艳的，但它还会有饱经岁月，历尽沧桑的变化，颜色会变得浑厚而沉着，印泥由朱砂制成，朱砂颜色稳定，但历久的印迹也会发生一些变化，虽然变化很小。黄金性能是稳定的，但新制品的黄金与传世多年的黄金还是会有所不同。所以古代书画上印章的色泽不可能与现代人作品上的印章色泽相同。

还有一些古书画上的印章，找不到真迹作品上的印迹来参照。这就要从印章的篆刻水平上来分析，是否与书画作品的时代风格相一致，还要从印章的新旧程度和内容上来分析。如果这些方面都没有问题还要从印章以外的各个鉴定方面综合评定，最后得出结论。

现代的很多书画家，往往继承传统不够，基本工较差，总想标新立异自创风格，只重构图，不重笔墨，没有书法的基础，更对篆刻没有研究，通过印章来分析作品，几乎是极困难的，他们的印章由别人代刻，盖在自己的作品上，至于风格是否协调一致，那就只有因人而异了。现代的印章照相制版技术已达到了真假难辨的地步，因此单单通过印章来鉴别某件书画作品，几乎是不可能的事了。

每个时代的艺术品有每个时代的风格特征，印章也是这样，书画上的印章必须与时代风格相一致，如不这样，必然是赝品。如清代中期以前的书画作品，不可能出现甲骨文字的印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