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李约瑟问题”及对中国教育的启示

浅析“李约瑟问题”及对中国教育的启示

浅析“李约瑟问题”及对中国教育的启示

[摘 要]“李约瑟难题”是我们一直争论但仍然没有解决的问题，对之进行进一步的探索，找出制约中国科学发展的真正原因仍然有着现实的意义。本文从中国特有经济与文化的视角对之进行阐释，企图得到一个较为圆满的答案。对“李约瑟难题”中外学者多从哲学、史学、社会学、法学、经济学及政治学等角度进行求解，而鲜有从教育学的角度进行解读的。从教育学的视角来看，其根本原因在于以“取仕”为目的的精英教育排斥自然科学、扼杀了人的创造性。

[关键词] 李约瑟难题； 科学技术； 科举； 取仕教育； 教育

“李约瑟难题”是英国学者李约瑟所提出的，其内容是：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对此问题的争论一直非常热烈。李约瑟从科学方法的角度得到的答案是：中国人不懂得用数字进行推理。这对中国儒家学术传统只注重道德而不注重定量经济管理是很好的批评。同样著名华裔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 宁教授提出观点称“易经影响了中华文化的思维方式，而这个影响是近代科学 没有在中国萌芽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些都只是对李约瑟难题的一个可能的回答。应该从中国特有的经济与政治状况来看待这一问题，应该从社会、经济、历史、文化、民族心理等多个因素去寻找“李约瑟难题”的答案。

在古代，由于交通手段和通讯技术的落后，中国人认为中国就是天下，中国就是世界

的中心，“在十六世纪之前，他们依然从文明的角度来理解自己所处的这个世界。于是邹衍的大九洲说、《山海经》的海外奇谈，都被相当理性的摒弃在天下之外，中国人依然相信四海之内的“天下”，是一个由庞大而文明的中央帝国和拱卫在周边的蛮夷小国构成的空间”，因此他们骄傲自大，对外来的文明非常的轻视与鄙视，他们不知道与此同时世界上还有和他们一样的同样灿烂的文明。因此，当明朝中后期西洋人进人中国之后，在两三个世纪里，各种西洋知识不断进入中国。而中国人仅仅把这些知识限制在实用的层面上，“而中体西用” 即把中国知识看成是“体”即伦理道德和政治的合理性终极依据，把其它文明的知识都限制在“用”即实用知识和技术的思路，也常常把知识结构的转化变成一种知识结构的修补，特别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西洋学问不仅被限制在天文、地理、数学以及器物制造的层面上，而且常常被恪守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所贬斥”。由此可以看出，中国的知识分子对待外来文化要么反对与抵制。要么把它中体西用，以中国传统的思想资源为体，把知识降低到实用的层次。

“李约瑟难题”是一个复杂问题，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破解“李约瑟难题”不能缺少教育学的视角，然而教育学界对这一宏大课题却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关注者寥寥，几乎处于集体失语状态。在导致中国现代科学技术落后于西方的众多因素当中，教育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中国封建社会的教育中不仅没有适合现代科学技术产生的土壤，反而还对现代科学技术的产生具有强大的抑制作用。其表现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以少数人为服务对象的精英教育，丧失了科技人才产生的社会基础。在古代社会，科学技术的发明和创造主要是来启于经验。到了现代社会，科学技术的发明和创造则需要有科学知识的指导，而这样的工作，正如林毅夫所指出的，只有受过特殊训练的科学家才能完成。这里所说的“受过特殊训练的科学家”一定是在受过科学教育的人中产生的。但中国封建社会的教育属于精英式的教育，它是为极少数以博取“功名”为目的的人服务的，教育为少数人所垄断，社会上的绝大多数人没有受教育的机会，这不仅阻碍了科学知识的

广泛传播，同时也丧失了科技人才产生的社会基础。而在西方社会，早在12世纪初，教会垄断教育的局面便开始被打破，出现了“一种学校世俗化的倾向”而且在“教育的免费原则” 刺激下，学校的数量迅速增长，“12世纪学校的增加到处可见，至少是在城市”，“增多的教师与学生数量已经超出传统机构的接纳能力。”不仅如此，在城市复兴的带动下，这一时期现代意义的大学也开始诞生并迅速发展，这标志着现代教育体系正逐渐完备。由于学校的发展、受教育者范围的扩大，不仅使科学知识得以广泛传播， 同时也扩大了科技人才产生的社会基础， 从而促进了现代科学技术的产生和发展。

(二)以选拔官吏为目的的取仕教育，造成科学技术人才严重匮乏。科学技术的发展靠人才，而人才的培养离不开教育，教育对科学技术发展的作用，主要是通过培养和提高科技人才来实现的。中国古代社会的教育则是一种取仕教育，它以选拔官吏为目的，而不以传播科学知识、培育科技人才为己任，结果由于科技人才匮乏，导致科学技术发展受阻。中国古代社会的教育以选拔官吏为目的， 是由中国古代社会需要的人才类型决定的。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封闭的、超稳定的农业社会，它所需要的是既能管理国家、统治百姓，又能唯命是从、俯首帖耳、效忠皇帝的各级官吏，而不是掌握科学技术的知识分子。在这样一个官本位的社会中，官吏的社会地位非常高，而知识分子的地位却十分可怜，如元代流传把从业者区分为十等：一官、二吏、三倡、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民、九儒、十丐。知识分子只排在第九， 仅比要饭的高一等。这种状况一方面形成了中国古代社会“ 学而优则仕”的教育目的，另一方面也形成了读书人“ 读书做官” 的价值取向。由于教育是为了取仕，读书是为了做官，一个“官”字便把教育和读书人紧紧地捆在了一起，教育成了取仕的工具，同时也成了读书人加官晋爵的阶梯，而科技人才的培养在中国古代教育中则被淡化得无影无踪。这种情况在科举时代被逐渐推向了极致， 以致沦为科举的附庸。科举制度的最大弊端在于“学而优则仕”的教育导向和儒学的结合，特别是程朱理学兴起以后，“尊孔读经、八股取仕”之风日盛，从而导致科学知识无人学、无人教、无人研究的局面。可见， 正是由于中国古代社会官本位的社会观念和“学而优则仕”的教育目的观紧

密相连，造成了我国古代学习和研究科学技术的人才严重匮乏，最终导致科学技术发展的滞缓和衰落。

(三)以儒学为独尊的教育内容，阻碍了科学技术的传播和发展。中国传统科学没有走上西方现代科学发展的道路，或者说中国传统科学最终落后于西方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便是中国古代教育重儒学轻科学，藐视科技知识和科学教育，导致科学知识的贫困和科技人才的匮乏，从而阻碍了科学技术的传播和发展。“科学在儒教的教育制度里，甚至连婢女的地位都没有争取到。”这种状况自汉代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策始，便不断地被强化。历代统治者出于统治的需要，都蔑视和排斥科学技术，视科学技术为“雕虫小技”、“奇技淫巧”，而对《四书》、《五经》这些儒家学说则奉为至宝，顶礼膜拜，尤其是自元朝开始，官方将朱熹编定的《四书》定为考试范围，将朱熹所作的《四书章句集注》作为标准答案，这更加强化了儒学在教育中的统治地位。正如有的人所指出的，男人自己用“尊孔读经、八股取仕”这样一把锋利的带着麻醉作用的尖刀，把自己在精神上阉割了，大部分读书士子几乎完全失去了前人的创新精神和进取精神，完全失去了对自然科学研究的任何兴趣。他们入学时的启蒙教育便是朱熹注释的《四书》，以后学习的也大都是儒家的各种经典，他们唯一的事情就是“读死书，死读书”。由于儒学的独尊地位，严重地阻碍了科学知识的传播和科学精神的培养。对此，竺可桢先生曾经指出，近代科学在中国不发达的原因有两个：“一是不晓得利用科学工具，二是缺乏科学精神”。缺乏科学素养和科学精神的民族 自然无从培养出具有科学精神的科学家，因而也就不可能有科学的发展和繁荣。而在西方社会，从中世纪开始，科学就已进入了学校的课程，“在12世纪中，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都经历了深刻变革。得益于翻译，许多新文献进入了学校的课程。特别是 由于辩证法的进步，其中《工具论》(Qrganon) 全书(亚里士多德的全部逻辑学论文)的发现将秘密付诸公开，教学方法和教育Et标完全改变。学习不再是为了精确阅读《圣经》。借助辩证法，现在人们可以从大量文献中引出一些哲学和科学问题(quaestiones)。在这些问题中，人们思考人 自身、世界、上帝。为了将必要的文献参考资料集中于每一个问题，为了核对

这些问题并试图得出结论，依靠辩证讨论成为规则，容许任何大胆设想，只要遵循合理推理的逻辑原则。在12世纪学校中，“知识重新具有无功利之目的，知识旨在提出世界的和谐系统”。

(四)以灌输式为主的教育方法，抑制了人们的创造精神。江泽民同志曾经指出： “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近代科学革命没有在中国发生的一个深层次原因，就是中国古代以灌输式为主的教育方法抑制了人们的创造精神，从而使科学技术的发展失去了不竭的动力。由于受儒家中庸之道和传统文化中“守一”、“齐一”思想的影响与控制， 中国古代教育形成了以灌输式为主的教育方法。这种方法就是让学生认同经典祖训 、 死记硬背既有知识和再现标准答案， 借 以进行忠君道德 的灌输、 认同经典的规劝和臣民人格的塑造。这种方法不利于人的创造品质培养，它压抑和销蚀了人的探索精神、自由个性和创新能力。尤其是八股考试流行以后，从《四书》中出题、按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 作答、不得自由发挥的考试制度， 使灌输式的教育方法更加猖獗 ， 从而助长了读书人“读死书，死读书”、在故纸堆里讨生活的风气。对此， 明代思想家李贽曾讽刺说：“儒先亿度而言之， 父师沿袭而诵之， 小儿朦胧而听之， 万口一词不可破也， 千年一律不白知也。”清末人士顾炎武也深为感喟：“余少时见有一二好学者欲旁通而涉古书，则父师交相谯诃，以为必不得专业于帖括， 而将为坎坷不利之人”。此“岂非所谓大人患失而惑者欤 !若乃国之盛衰， 时之治乱，则亦可知也已!”“所以，他在《日知录》中愤慨指斥：“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才有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但四百六十余人也。”“灌输式的教育方法对人的创新精神的压抑，极大地阻碍了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把中国的科学技术推向了类似于欧洲中世纪的黑暗时期。而相反在西方社会，正如前文所述，从12世纪开始，教学方法就经历了深刻变革，依靠辩证讨论成为规则， 容许任何大胆设想，只要遵循合理推理的逻辑原则。由此，培养了西方人的创新精神，这便是近代科技革命发生在西方的重要原因。

教育产业化应该成为中国市场化改革的有机组成部分，必须以制度创新为出发点， 对现行育制度进行彻底的变革。具体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第一， 政府逐步退出教育的微观层面。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正是以政府决策权的下放和从微观层面退出为开端的，改革的成功经验也证实，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是持续发展的根本前提。要确立“政府间接调控教育运行，学校面向市场自主办学”的基本制度框架，政府应从一切可由市场发挥调节作用，由学校 自主决策的领域，例如专业设置、招生规模、师资队伍建设等逐步退出为了使学校的自主办学权得到法律保障，国家应该对现行《教育法》进行修改，确立学校的法人主体地位。

第二， 全面开放教育市场。要彻底改变政府办教育的旧格局，坚持以自身教育市场造血为本，鼓励民间资本以各种形式投资教育产业，形成公立、私立以及合资、合作、联办、股份等多种所有制并存，平等竞争的教育投资新格局。不少人主张政府继续控制义务教育领域，最近也有学者对这种观点提出了质疑，其理由是：只要能够以政治上合理、技术上可行、经济上合算的手段区分出教育消费的缴费属性，由市场来提供教育供给的效率通常要高于政府的供给。

第三，确立“学校收费，银行贷款，学生负债，企业还钱”的教育产业化投资机制。产业化要求教育投资必须得到回报，应该按照“谁投资，谁支付”的原则由受教育者个人及家庭缴纳学费，由用人单位缴纳培养费。与加工制造业相比， 教育的投资风险较低，具有相当大的融资潜力，应该努力寻求教育

与其它产业相互促进的良性机制，达到“双赢”的结果。

第四， 正确发挥政府职能。“看不见的手”也存在缺陷，这已为许多经济学家所论证，

政府的职能应当定位间接宏观调控、弥补市场失灵。例如：建立助学保障机制，提供信息咨询服务。一个明显的例子是，若不加调控，教育产业化很可能导致高校“冷门业无人问津，不利于知识的积累，这就需要国家对“冷门”专业给予一定的扶持

综上所述，近代中国科学发展的缓慢是由多方面的因素造成的，我们应该从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等角度来分析其原因。我们应该把大力培育科学精神赖以生长的沃土和大大加快科技人才培养的步伐，切实作为我们伟大而古老的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强手之林的关键性链条和杠杆性环节。只有这样，我们的科学才能得到真正的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