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唐宋诗歌中的诸葛亮形象及其文化意蕴

论唐宋诗歌中的诸葛亮形象及其文化意蕴

作者：张邓同 李佳文

来源：《北方文学》2018年第03期

摘要：诸葛亮以其文治武功的智慧才能、高风亮节的道德品质和死而后已的人格精神为唐宋文人所景仰，但由于个人遭遇与时代风向等差异使得唐宋文人对诸葛亮形象的解读有所不同。本文归纳唐宋诗歌中诸葛亮的形象特征，探讨其文化意蕴，并通过对历史动因和文化渊源的比较来分析唐宋吟咏诸葛亮诗歌中的歧异以及原因。 关键词：唐宋诗歌；诸葛亮形象；文化意蕴

中国俗称诗的国度，唐诗和宋诗自古在中国诗歌史上被称为“并峙之双峰”，在唐宋期间关于三国的诗歌不少，其中又以歌咏诸葛亮的数量为最①，其中不乏李白、杜甫、陆游等名家所作。不同时期的创作会因文化渊源和社会状况的不同体现一定的差异性，如唐因尚武之风兴盛而对诸葛亮的军事才能多加叹咏，宋却因抑武崇文的政治政策而多钦赞其贤相风采……从中亦折射出唐宋文人不同的人生价值取向和时代精神。 一、唐宋诗歌中的诸葛亮形象 （一）唐宋诗歌中共有的诸葛亮形象

作为家喻户晓的历史人物诸葛亮，唐宋文人对其推崇备至，并以诗歌作为媒介表达对其才智的赞美，如“诸葛才雄已号龙，公孙跃马轻称帝”（《畴昔篇》），骆宾王认为刘备父子之所以能够建立蜀汉政权是因为有诸葛亮这样的贤能之士相助；再如“十倍奇才安用书，此台昔日之有光”（《孔明书台》宋祁）、“公才与曹丕，岂止十倍加”（《怀贤阁》苏轼）等。另外，有通过吟咏八阵图以表达对诸葛亮智慧的仰慕，如“指画二州收汉烬，安排八阵与天期”（《忠武侯》李觏）、“木牛零落阵图残，山姥烧钱古柏寒”（《诸葛武侯庙》章孝标）；也有直接赞扬诸葛亮的计策谋略，如李白与杜甫分别在《赠友人三首》和《谒先主庙》中说到“立产如广费，匡君怀长策”、“复汉留长策，中原仗老臣”，从字里行间我们可以看出诗人们对诸葛亮的智者形象流露出的敬畏之情。

作为古往今来最为理想的君臣关系的楷模之一，诗人们对诸葛亮与刘备之间鱼水情深的交往着墨颇多。如岑参的《先主武侯庙》，此诗赞扬了刘备和诸葛亮之间君臣遇合的和谐关系，“鱼水之情”成为了两人关系的标榜。除此之外还有李白《君道曲》中的“刘葛鱼水本无二，土扶可成墙，积德为厚地。”；元稹《哭吕衡州六首》中的“我投冰莹眼，君报水怜鱼。”；赵孟若《书后》中的“鱼水相欢分最深，肯因生死负初心？”等等。

《论语·八佾》中有云：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君臣伦理观顺理成章地使诸葛亮与刘备亲密无间的君臣关系直接衍化成诸葛亮本身忠君爱国的品质，并引起了唐宋文人的情感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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鸣，于是诗人们感慨“惟有葛公心未死，夜深寒月照孤忠”（项安世《读三国志》）、“岁久化为墟，白日聚狐兔，惟有忠臣心，风雨不可破”（郑吾民《诸葛庐》）、“跃马孤城怜倔强，卧龙八阵想英雄”（郭明复《题三峡堂》），以此表达自身的一片铮铮诚心。 （二）唐宋诗歌中相异的诸葛亮形象

1.唐极力渲染诸葛亮的军事才能，宋则侧重赞美其贤相风采

唐朝时期积极的拓边政策滋长了整个国家的尚武风气，唐人对诸葛亮才能的吟咏也多倾向于军事方面。在《三国志》中，陈寿评价他为“于治戎为長，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②，但从《新唐书·礼乐五》所记载的“开元十九年，始置太公尚父庙，尊太公为武成王”③可看出唐代已经承认了诸葛亮的军事才能。杜甫《八阵图》仅用“功盖三分国，名高八阵图”十个字就将诸葛亮的功绩表现得淋漓尽致，另外还有“八阵有图留汉沔，天韬万地斩奸雄”（《卧龙冈谒武侯祠》李翰）、“轩皇传上略，蜀相运神机”（《观八阵图》刘禹锡）、“因机定蜀延衰汉，以计连吴振弱孙”（《诸葛丞相庙》武少仪）等诗歌也赞扬了诸葛亮超凡的军事智慧，诗人们前赴后继地用一种夸张而富有想象力的手法将诸葛亮的军事才能拔高到一个新的层次，从而成为大唐帝国全民尚武国风下的一个群体缩影。

与之相反，宋朝采取一系列“崇文抑武”的措施，宋人对诸葛亮军事上的称赞寥寥无几，转而将吟咏的重点放在其贤臣形象上。一方面诗人们有意无意忽略其军事上的建树。陈慥在《咏诸葛孔明》中说“白帝败旧思孝直，端知难抗魏玄成”，用战争的失败直接否定了诸葛亮的用兵谋略，苏轼苏辙则是以“至人心已悟，后世徒妄说”（《八阵碛》）、“中原竟不到，置阵狭无所”（《八阵碛》）来对诸葛亮的军事才能表示质疑；但另一方面，书生士子们又以诸葛亮为精神上的寄托，争先称颂诸葛亮贤臣形象。如胡安国《赤壁》中“片语能令孙仲谋，气如山涌剑横秋”可谓是将孔明的贤相风采描绘得生动而传神，其中钦佩之情溢于言表。在宋代正值国家破碎、生民涂炭而乏济世贤才之秋，诗人们在时代的推涌之下颂扬诸葛亮的丰功伟绩，流露出对贤才的渴望，同时也是在表达匡君拯民、兴复社稷的理想。 2.唐多将其失败归结于天命，宋则理性分析

诸葛亮并非完人，但他的形象却在唐人的笔下被不断“神化”。诗人们将北伐的失败归结于天运，“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筹笔驿》），罗隐直白评述诸葛亮的胜与败是由于运势的浮沉；温庭筠在《过五丈原》中把诸葛亮比作治军有方的周亚夫，笔挟风云，气势悲怆，毫不掩饰其仰慕之意，并通过“天清杀气屯关有，夜半妖星照渭滨”以强烈的情感和神化的手法来表白对诸葛亮赍志以殁的无比痛惜；胡曾也将诸葛亮的死归咎于长星陨落，早逝而不得全其志，“长星不为英雄住，半夜流光落九垓”（《五丈原》）。这些诗歌皆是遗憾其气运不足，从而给诸葛亮覆上一层神秘的色彩。

宋代文人普遍以一种理智而平稳的心态来表达对诸葛亮的敬仰及叹惋之情，甚至有时还提出否定意见。如陈古在《过武侯庙》中肯定诸葛亮的才能并对诸葛亮的悲剧性结局表示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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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并未将诸葛亮形象加以神化或者贬低，而是以一种冷静的目光来审视这个历史人物；黄庭坚想到诸葛亮晚年事业与原先志向差距甚大，尽管才能卓越，但“似覆输筹一局棋”（《夜观》），一腔热血遂付东流；甚至于苏辙直白斥责“孔明不料敌”才“一世空驰驱”（《读史》其一），对其徒劳无功进行批判，并在《八阵碛》中对其军事才能提出非议。宋人普遍以旁观者理性的角度来切入蜀汉时局，给予诸葛亮客观的评价。 二、唐宋诗歌中诸葛亮形象所代表的文化意蕴

（一）诸葛亮形象代表着封建士人的人生理想与价值追求

中国知识分子自古以来就有着“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拯救苍生、护众卫道的使命感，而诸葛亮是为人臣子的典范，亦是中国道德体系下的政治象征。

唐代科举取仕调动人们治国平天下的强烈愿望，国力的强盛也滋养着士人们恢弘的气度和非凡的自信以及强烈的进取精神。当匡时济世的愿望与积极进取的精神在诗人内心不断激荡时，诸葛亮这位“三不朽”的代表人物就成为咏史明志的对象。李白在《读书怀赠长安崔少府叔封昆季》中表达对诸葛亮从“陇亩躬自耕”到“壮志吞咸京”功业的钦慕，并发出“余亦草间人，颇怀拯物情”的感叹，情不自禁将自己比作功成身就的诸葛亮，渴望经世济民的心情溢于言表。而在《留别王司马嵩》中，更是直白表达自己的愿望：“愿一佐明主，功成还旧林”，在完成自己使命之后功成身退，这是李白一生奋斗的目标。

宋代士大夫们地位的空前提高使得他们始终对国家和社会有着强烈的使命感，士人们以国之栋梁自居，“开口揽时事，议论争煌煌”（欧阳修《镇阳侯书》），但他们特有的内心体验及性格特征很容易受到官场的排挤，政治上的失意是随着文人的入仕热情而衍生的，那么由自身的失意联想到诸葛亮的丰功伟绩也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两者之间鲜明的对比在诗人心中酝酿成一首首吟咏诸葛亮的诗篇，成为他们内心深处壮烈的呼喊。 （二）诸葛亮形象体现着知识分子的文化心态

在面对文化传统时，饱经诗书的读书人俨然以继承者自居。文人想要凭借自己的文化优势来发扬他们的精神，通过教化帝王，借统治者的权势以达到宣扬道义的目的，这种“为王者师”的士人心态是中国知识分子以道自任的责任意识的体现。在诸葛亮与刘备、刘禅两父子的交往过程当中，我们不难发现诸葛亮的身份已然超脱臣子这个范围之外，这种亦师亦友的关系使得“为王者师”和“士为知己者死”这两种文化心态在诸葛亮身上达到了和谐统一。而历史上像刘备与诸葛亮这种君臣遇合实属罕见，多的是“英俊沉下僚”的不公现象，如杜甫目睹唐王朝由盛转衰，怀有兼济苍生的理想抱负，却苦于没有发挥才能的空间，迟暮之年的他无处发泄只能将一腔孤愤寄之于诗，通过“君臣已与时际会，树木犹为人爱惜”（《古柏行》）、“武侯祠屋常邻近，一体君臣祭祀同”（《咏怀古迹五首》）等诗句来表达内心仕途失意、渴望明君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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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王齐洲先生所说：“只有当人们感到完全具备或根本缺乏的与其生存和发展相关的物品条件限制或妨碍了他们的生存和发展时，才会产生一种现实的要求，从而成为价值评价的前提和基础。”对刘葛君臣情谊不断地颂扬，实际上体现的是诗人们渴望明君以成就自我的人生理想。在诗人们的眼中，诸葛亮已不仅仅是一个得到明君赏识的功臣，更多的是成为文人对“为王者师”和“士为知己者死”的文化精神追求。 （三）诸葛亮形象反映出文人的悲剧情怀

《无咎诗三百序》中言“诗者，感其况而述其心，发乎情而施乎艺也”④。在安史之乱的战火蔓延大半个唐王朝以及宋代外患不断的这段时间里，诗人们自觉将动荡的局势联系到三国时期，“能均汉祚三分业，不负荆州六尺孤”（徐夤《蜀》），诗人评价诸葛亮为开国贤臣，通过诸葛亮对蜀国的建树来反映诗人自身对诸葛亮的追崇以及对现实生活中需要这样一个英雄的渴望；“出师功自著，治国志谁铭”（石延年《筹笔驿》）在诸葛亮的辛勤治理之下，蜀国蒸蒸日上，反观现实，宋朝仍旧没有一个能力挽狂澜的人，想到这里，诗人们唯有吁嗟叹息，“祠下泪沾袍”（冯山《武侯庙》）了。

唐宋文人因国家的沦亡而对诸葛亮抱有别样的情感寄托，诗人们为他感慨可惜，“惜哉沦中路，怨者为悲伤”（《诸葛武侯》王安石）、“惜哉功不遂，英雄为唏嘘”（《梦观》王十朋），诸葛亮壮志难酬的悲剧命运与顽强不息的意志力相互交融，成为诗人们缅怀与悲叹的情感动力，并积极思考自身命运。如陆游诗歌，一方面，他以极为虔诚的口吻表达了自身对诸葛亮的景仰：“壮气河潼外，雄名管乐间。登堂拜遗像，千载愧吾颜”（《感旧》）、“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伯仲间”（《书愤》）；另一方面，当理想与现实的冲突无法调和时，陆游将对国事的忧愤化为一首又一首铿锵的诗歌，在诗中感慨诸葛亮的悲剧性结局。他感叹“论高常近迂，才大本难用”（《谒汉昭烈惠陵及诸葛公祠宇》），也在暗自期许“丈夫结发志功名，大事真当以死争”（《排闷》），在陆游的身上清晰地体现了文人的悲剧情怀。 三、总结

纵观整个唐宋时期，诗人们对诸葛亮的吟咏绝大多数是持赞扬、肯定态度的，他们咏叹诸葛亮的智慧才能，歌颂诸葛亮人格的高尚，甚至一步步将他推近神坛。但也有少量诗人用批判的眼光来看待诸葛亮这个人物，如薛能晚年所写的“焚却蜀书宜不读，武侯无可律余身”（《早春书事》）、“流运有功终是扰，阴符多术得非奸”（《筹笔驿》）等，从另一角度说明了诸葛亮并非神人，这些带有主观情绪的诗歌不断地丰满诸葛亮这个历史人物，将他塑造为一个有血有肉的文化形象。另外，唐代诗人对其军事才能甚是推崇，而宋人则偏重于对其扶政治民的贤相形象的歌咏，不同时代的声音总是与不同时代的社会政治经济紧密联系，唐宋文人对诸葛亮吟咏的偏颇从一定程度上折射了唐宋时期“尚武”到“崇文”的社会风向，反映了唐宋文人们不同的价值取向。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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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注：以唐代为例，现存歌咏三国内容的唐诗136首，涉及三国人物30余人，其中以歌咏诸葛亮者居首位，达40首之多，占了近三分之一。（参见关四平《三国历史的诗意化》） ②陈寿.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2011. ③欧阳修.新唐书[M].北京：中華书局，1975. ④赵缺，中信出版社[M].中信出版社，2016. 参考文献：

[1]（晋）陈寿著.（宋）裴松之注.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2011. [2]王瑞功.诸葛亮集成研究[M].山东：齐鲁书社，1997.

[3]王齐洲.论诸葛亮形象的文化意义[J].湖北：荆州师专学报，1992，（4）.

[4]关四平.三国历史的诗意化——唐代咏三国诗与士人心态[J].天津大学学报，2002.03，4（1）.

[5]董文雅.论诸葛亮形象的演变[D].辽宁：渤海大学，2015.06. （作者单位：江西科技师范大学） （指导老师：王文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