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和下西洋研究的三个问题

郑和下西洋研究的三个问题

范 金 民

郑和下西洋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伟大创举,也是世界航海史上的空前盛事,构成了中华民族对外关系史的重要篇章。郑和从1405－1433年的28年间，率领庞大的船队，前后七下西洋，远航亚非30多个国家和地区，为开展中外文化交流，促进睦邻友好，发展航海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

一 郑和下西洋的目的

有关郑和下西洋的目的，《明史·郑和传》因袭明人说法，谓：“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且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称郑和下西洋是为寻找下落不明的建文帝和在西洋各国显示武力炫耀中国的强大。

上世纪30年代，学界探讨郑和下西洋的目的和性质较为热烈。许道龄、李晋华等的主

张大体与《明史》所说相同。如李晋华认为，郑和下西洋，“一为宣扬国威，一为踪迹建文，本属事实”㈠。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也认为郑和下西洋目的“以探寻朱允炆踪迹为首”。张锡纶、李长傅等，包括以前的梁启超，都主张郑和下西洋为“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将郑和下西洋描述为政治性的殖民事业㈡。另一种看法是经济原因为主还是政治原因为主说。吴晗一直认为郑和下西洋主要是经济上的原因，是要以“经营国际贸易”收入来解决国内经济困难㈢。童书业的看法基本相同，但认为郑和下西洋有“贸易性质”，却不

㈣。主张郑和下西洋的主要使命即为“经营贸易”即使认为下西洋有国际贸易成分的梁方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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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表述其看法：“不过要注意，此时贸易的性质，差不多完全限于朝廷的玩好上的要求，采购的货物多于珍宝奇异一类的高级奢侈品，并非由于一般人民的生活上的需要。所以三宝太监下西洋的事件，如从国际贸易上观察，不过是朝廷的大批购买海外宝物而已。”㈤而许道龄、李晋华等人则认为，郑和下西洋主要还是出自政治目的。40年代，李士厚、刘铭恕认为，郑和下西洋是为了帮助以满剌加为首的南洋一带的回教国同盟来反抗爪哇帝国的统治㈥。这可以称为建立回教同盟说。到50年代后期，陈得芝撰文认为，郑和下西洋应担负有两重任务，进行了两方面的活动，这就是，一方面是为恢复和发展明朝与海外诸国的外交、贸易关系，以巩固和扩大明皇朝的统治和提高国家地位，另一更重要的方面则是适应发展海外贸易的客观要求，用国家力量去大力进行，以专擅其利源㈦。有人则认为郑和下西洋为贯彻明初国防政策。周钰森著《郑和航路考》一书㈧，辟有《郑和航海之真实原因》一章，认为郑和航海的原因，并不如《明史·郑和传》传文之“简单及不着边际。所谓‘纵迹惠帝’与‘耀兵异域’，应解作‘纵迹惠帝为名，贯彻国防政策为实’，方可与事实相符”。又说“此种大规模之军事行动，岂仅寻访一失踪已久之惠帝而已哉”，而“所欲寻访于外者，实为一切足以危害明代国防之势力也”。这种势力就是故元后裔的帖木儿帝国、东南沿海的倭寇和南洋亡命。为了打击这些势力，成祖派遣强大之师，以应付纷乱莫测之事变。因此，郑和航海的真实原因，“为欲贯彻明初皇室之国防政策也”。60年代，有人认为郑和之下西洋，重在加强文化交流。方豪指出，郑和下西洋的目的，“重在宣扬中国的文化，维持并保障东南亚的和平秩序”。徐鳌润更认为，从郑和自称其使命是“敷宣教化于海外”，与费信所言“扫胡元之弊习，正华夏之彝伦，振纲常以布中外，敷文德以及四方”及船队活动的内容来考察，都说明郑和出使旨在加强文化交流㈨。而徐玉虎则持不同看法㈩。

到上世纪80年代，为纪念郑和首次下西洋580周年，有关郑和下西洋的目的，再度引

起人们的重视。对于郑和下西洋是为了踪迹建文帝的原有说法，有人肯定，有人不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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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然。朱伯康认为这是“未便明言之一目的”11。刘伯午则主张“踪迹建文”虽非主要目的，但“顺带进行一番查访，是很可能的”12。但笔者异议道：“所谓逊国疑案，实是初以传讹，既以演绎，后即成疑，最后肯定经众人之手炮制的；所谓踪迹诸说，恐怕更属子虚乌有之事”13。对于原来的郑和下西洋是为了耀兵异域的殖民看法，很多人也持异议。郑鹤声、杨熺、郑一钧等指出，郑和使团虽拥有精兵，但不是用以征服他邦、掠夺别国领土财富，仅用以自卫。耀兵说所谓的“臣服”或藩属关系，并非强迫建立，而是宗主国以“宣德化而招徕之”的方式与藩属国保持一种政治关系，是以中国在经济上吃亏，政治上得虚名来实现的，有别于近代的殖民政策14。对于吴晗和童书业等关于郑和下西洋是经济上的还是政治上的原因，韩振华认为：“其经济目的，还是多于其政治目的”15。侯仁之、陆丰、刘伯午等也坚持郑和下西洋主要“是为了发展海外贸易”。田培栋虽然主张“其性质偏重于经济意义”，但强调控制海外贸易、扩大朝贡贸易是为了增加财源，弥补财政亏空16。不过，杨翰球认为朝贡贸易的性质是“政治重于经济”17。杨熺着重阐述：郑和船队的活动以朝廷招徕远人，向邻国扩大政治影响为主，海外贸易处于附属地位，朝贡贸易也仅是“实现经济怀柔政策施加经济影响的一种手段”18。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时期不乏新见。在批判封建专制主义的过程中，冯尔康认为，朱棣派遣“郑和出使西洋，主要是为造成万国来朝的盛世，以利瓦解政敌朱允炆残余势力，稳固他的皇位和他的子孙的长远统治”，“实现其至高无上的权力”，“与明朝初年社会经济的发展并没有因果联系”19。在不同意前人说法的基础上郑鹤声、郑一钧认为，郑和前三次下西洋的主要任务，是要在东南亚沿海诸国之间，建立一种国际和平的局势，并为下一步向东南亚及南亚以西的远航建立中转站；后四次则是在此基础上着重发展中国和亚非国家的友谊，相互促进经济文化交流20，郑和下西洋是为了稳定局势、发展对往友好。洪焕椿更从明初内外政策等角度，论证了这一目的21。

稍后，更有人从新的角度探讨郑和下西洋的目的。如唐文基认为，为了尽快修复与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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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各国的关系，明成祖决心发动强大的经济外交攻势，郑和下西洋的壮举遂应运而生。成祖遣使下西洋的目的是招徕各国来朝，招徕条件是“咸锡皆赏”，即以经济外交推动政治外交，以重利诱诸番，沟通与西洋各国的关系，说明了郑和下西洋的真实意图。这种经济外交，一方面是对访问国政府的领袖无代价馈赠，另方面又进入各国市场，以中国特产和当地百姓进行交换。不过这种贸易不是以获得商业利润为宗旨，而是通过交换活动，在获取各地的奇珍异宝的香料的同时，向各国展示中国的财富，使各国形成对中国的向心力。明成祖派郑和下西洋，重在扩大政治影响，不谋求商业利润，不计较经济得失，郑和下西洋的贸易活动是从属于政治目的的22。时平等认为，郑和的多次出使，绝不是一般性的外交使团出访，也不是为了军事上的远征，而是显示存在、军事威慑和和平友好的海军外交活动，借以达到实践明朝对外政策的目的23。这两种看法都将郑和下西洋置于明初外交的大范围内，前者视贸易为郑和出使的手段，后者视海军远航为郑和下洋的手段，而没有视为郑和下洋的目的。陈尚胜则认为，郑和下西洋除了政治与经济目的，也有海防方面的意图24。施存龙更进而认为，郑和下洋，海上宣威，主要意在镇慑倭寇25。

上述各种看法。都对郑和下西洋的目的或原因作了有益的探讨，然而似乎都还缺乏充足的说服力。在笔者看来，探讨郑和下西洋的目的，断定郑和下西洋系何性质，应该结合明初的历史实际，考虑明初的国内外背景，考察明初统治者特别是太祖朱元璋、成祖朱棣和宣宗朱瞻基的外交总方针和总体指导思想，还要结合郑和历次下西洋期间的所作所为。《明史》之所以说郑和下西洋是为了寻找建文帝，是基于这样的说法，即明成祖以举兵反叛的手段夺得帝位后，惟恐建文帝尚活在人世，有朝一日会东山再起，于是派胡濙以寻访仙人张三丰为名，在国内各地暗中访查建文帝，同时派郑和在西洋各地寻访建文帝。这种说法多少带有推测和想像的成份。事实上，天顺时大学士李贤撰写的胡濙墓志铭，明确提到胡濙私访只是为了核实外界对太子监国的传言。有了建文出亡的臆造，因为胡濙出访缘由的不为人所熟知，才有了郑和下洋踪迹建文之说的产生。极而言之，即使建文帝真的未死于宫火逃了出来，郑和出访也是为了寻找他，当不至于如此大张旗鼓地寻找，也不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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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寻访到印度洋、波斯湾乃至东非沿岸一带，更不至于要一而再再而三地前后七次历经近30年苦苦追寻。至于说耀兵异域，郑和船队的27800余人，其实绝大部分是航海劳作人手，武装力量仅在自卫，下西洋期间未曾侵略他国，下西洋后未曾占领别国尺寸之地，其实际行为与殖民性质的耀兵异域不相符合。说是为了发展对外贸易更属难以令人信服，明初朝廷的对外政策从未将发展贸易列为内容，而是尽力控制民间与海外往来，贸易限制得越少越好，并不想通过对外贸易发展经济。当时的现实是，明成祖以“靖难”为借口，通过不正常的手段夺得了皇位，民心向背关系到皇位的稳固与政治的稳定，需要大事派遗使者宣谕皇旨意，察访全国人心向背。郑和下西洋以前，洪武末年以来，西洋各国“诸蕃久缺贡”26，到成祖登基时，明朝与西洋各国的往来几乎处于停顿状态，这种局面亟需改变。元末明初，东南沿海聚集着各种海上势力，海寇出没，通道不靖，而且“缘海军民人等，近年以来往往下蕃，交通外国”27，甚至“私载海舡，交通外国，因而为寇”28，严重影响着明王朝东南沿海的安宁及其与周边国家的关系。郑和每次下西洋，宣敕赏赐，反复宣谕大明皇帝通好各国的基本旨意，扶正祛邪，调停“西洋”国家之间的纠纷，招谕流落在“西洋”各国的中国流人，清除海上寇盗，确保海上通道的安宁。如果深入分析朱元璋、朱棣和朱瞻基几代人对外关系的指导思想和方针策略，详细考察郑和下西洋使团的所作所为，结合当时的国内形势和周边国际环境，我们便会发现，防范人民外出，招抚海岛流民，袭剿海中寇盗，维持该地安定，加强对外联系，增进对往交流，确立宗主国地位，发展与西洋各国的友好关系，以使明廷将主要精力对付北元势力而无后顾之忧，当是郑和下西洋的基本使命和重要内容。

二 郑和船队发现美洲了吗

郑和船队七下西洋，最远到达非洲东岸，这是学界长期以来的共识。然而2002年3月，英国退役军官加文·孟席斯(Gavin Menzies)提出1421年郑和船队发现了美洲。此论一出，如石破天惊，震动了世界，学界有关郑和船队最远究竟到了哪里的探讨，掀起了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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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当年10月，孟席斯在美国出版了其著作《1421 中国发现美洲》（1421 The Year China Discovered the World）。2003年11月，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了由鲍家庆翻译的中文本。中文本套封上的广告词称：“爆炸性的内容，颠覆既有认知 一部可能改写历史的惊世之作 过去的历史课本都可以扔了，过去学的也可以遗忘，因为这本书改写了一切”；“1421年——明成祖十九年 中国人发现美洲大陆，早于哥伦布七十年；中国人发现澳洲，先于库克船长三百五十年；中国人到达麦哲伦海峡，比麦哲伦的出生还早一个甲子；中国人解决计算经度的问题，远远领先欧洲三个世纪”。

对于孟席斯的“惊世之作”及其结论，翻译者鲍家庆认为：“在这本书里，我们看不到盖棺论定。很多地方必须藉助信念以弥补证据之不足。只是由于论据的品质参差不齐，他的论点非但很难说服不信的人，还可能被当成攻击其历史观的武器。郑和的第六次航海已经很难考证了，十多年的努力不可能完全涵盖。在这个节骨眼儿上把话说满，有限的证据不但无法防御批评者的攻击，还处处显露破绽。……其实有关郑和航海的中文资料也不见得全毁。把档案灭失的责任归咎给刘大夏一个人，只是种简化的理论。……明清档案不但蕴藏中国历史的秘密，有些地方也颇有商业价值……等到有人开始考察档案后，再谈郑和到过什么地方，或许比较合适。”

郑和第六次航海的具体情形，确实如鲍家庆所言，“已经很难考证了”，以笔者有限的知识，认为有关郑和下西洋的档案恐怕也已经无从考察了，有关郑和船队的第六次远航，我们固然可以像孟席斯一样，等待世界各地的沉船的打捞性发掘，却不能象孟席斯那样，尚未确定是否是郑和船队的船，就声称郑和船队肯定到了哪里哪里，我们现在能做的，不妨重新

梳

理一下中文文献，看看中国人自己是如何记载这一次远航活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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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做之前，我们先要看看断定郑和船队第六次远航发现了美洲等地从而发现了世界的孟席斯是怎样论证和叙述他的“惊世之作”的。

在书中，孟席斯列举了1421年洪保航线、周满航线、周闻航线和杨庆航线，并加以详细叙述。孟席斯称，郑和第六次下西洋，在满剌加补充物资后，北上航行5日，到达位于印度洋入口的苏门答剌外海。“郑和在那里把他的船只分成四支舰队，每支舰队都有配备了火炮的士兵以供防卫。其中三支舰队由副使太监洪保、周满和周闻指挥。第四支，也是最小的舰队，则还是由郑和直接带领”（90页）29。“在这第六次航海，洪保、周满、周闻与杨庆在海上航行了两年半”（第97页）。“郑和的舰队有没有造访过三千多个国家？如果有，世界的探勘史就要改写了”（第99页）。“从天妃宫的碑文，我知道第六次航海，他们大约走过六万公里，将近绕地球两圈”（第108页）。“第六次航海就带了能操十七种印度与非洲语言的通译”（第122页）。“我现在有一连串宝船舰队从塘沽出海，到永乐十九年八月（西元一四二一年九月）抵达绿角群岛之间的去向的证据”（第126页）。“让我断定中国舰队随着洋流分道扬镳。周闻往西北方向航行，经由加勒比海往北美洲走；洪保与周满沿着赤道洋流的西南支到达美洲。两支舰队在各奔前程时一定充满离情”（第130页）。“我已经知道洪保与周满最后返航的日期，以及两个舰队带回的使臣数目”（第154-155页）。“周满的舰队西行测绘太平洋，经由香料群岛回家。洪保的舰队南行至南极洲，继续测量南十字星座，之后由南半球的海洋向东，经过满剌加与古里回到中国”（第155页）。

洪保的航行，孟席斯说：“指派给洪保的任务是测绘固定的参考点——设立于福克兰群岛——以东的世界。”（第161页）依据皮里司令地图和若兹海图，孟席斯设计出了一条具体的洪保航线：洪保船队沿着非洲东岸，绕过好望角，进入南大西洋，沿着非洲西岸，抵达绿岛群岛，沿着南美洲南下，穿过麦哲伦海峡，向南航行，抵达南极后，经由澳洲返回到中国。他说，穿过麦哲伦海峡后，“洪保率领舰队向南走，往火地岛以西的方向航行”（第167页）。“舰队在永乐十九年十二月（西元一四二二年一月）到达南极”（第172页）。“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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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相信洪保到过澳洲”（第179页）。“我认为是洪保派出去测绘南岸的帆船，在今天澳洲东南部维多利亚省(Victoria)的瓦南布尔(Warrnambool)外海沉没了。一百六十六年前，这里曾发现过一艘沉船，很可能就属于洪保的船”（第181-182页）。洪保“他们又经过菲律宾西方，终于在永乐二十一年九月十八日（西元一四二三年十月二十二日）回到中国”（第184页）。

周满的航行，孟席斯说：“指定给周满的任务是测量南美洲以西的世界。跟往东边航行的洪保一样，周满在老人星底下飘洋过海，应该会需要在南纬五十二度四十分上的‘固定’参考点。”（第191页）。孟席斯设计的周满的航线是：差不多与洪保的船队走同样的航线穿过麦哲伦海峡后，沿着南美洲海岸，到达厄瓜多尔，而后横渡太平洋，到达今日美国西海岸洛杉矶、旧金山一带，由澳洲东部和北部，经过香料群岛回到中国。孟席斯说，离开秘鲁之后，周满的舰队会先乘着赤道洋流最北漂流到厄瓜多尔。到了这里洋流会转向西方，带着舰队横渡太平洋。到了太平洋中央的萨摩亚群岛，“根据很确切的证据，周满的舰队在这里分成两队。北方支队在卡洛琳群岛的吉里巴斯建造天文台，在新几内亚也建造了五个”（第194页）。“在他们回航的路上，至少损失了两艘宝船”（第203页）。“当他们在永乐十九年离开中国时有一百零七艘宝船，永乐二十一年回航时却所剩无几”（第209页）。周满的舰队“永乐二十一年九月（西元一四二三年十月）返航时，原来的九千人只剩下了十分之一”（第223页）。从太平洋经过菲律宾一直到香料群岛的路线，“我论定麦哲伦的海图上面画的就是周满的航行路线”（第228页）。菲律宾的玉米，原产自美洲，“少数残存的中国文献也记载郑和舰队带回玉米。中国帆船除了送出瓷器、丝织品以及中国制钱，带回胡椒以外，还把玉米从南美洲带到菲律宾”（第231页）。“我现在晓得周满在永乐二十一年九月初四日（西元一四二三年十月八日）回到南京，一个外国使节也没带回”（第235页）。今天美国奥勒岗州内克卡尼的海滩上找到了几艘年代久远的船只残骸，其中一处遗迹发现了柚木的零件，上面有胡桐，“这种木头是东南亚的特产。那块木材尚未以碳十四定年。但是万一这块木材证明出于十五世纪初期，这就成了有一艘周满的帆船在内克卡尼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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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ahkahnie Bay)遇难的有力旁证”（第238页）。“瓦德西穆勒地图在正确的纬度上详尽画出今日的旧金山与洛杉矶。我很肯定周满一定南下航行过那段海岸”（第239-240页）。“我确信宝船队发现了南北美洲的太平洋岸，但是我的研究还是没有找到中国帆船残骸的确切证据”（第249页）。

周闻的航行，孟席斯说，“永乐十九年九月（西元一四二一年十月），正当洪保与周满的舰队往西南从加勒比海的入口航向南美洲海岸时，留下周闻的舰队朝西北顺着赤道洋流的北侧支流前进”（第281页）。他按照毛罗地图、匹奇嘎诺海图、甘地诺地图和文兰地图，设计了周闻舰队的具体航线：在到达绿岛群岛后，朝西北向横渡大西洋，在中美洲沿着东海岸往东北航行，周闻手下有人定居北美洲，绕过格陵兰岛，在北极探险，穿过白令海峡，往西航行，在今日本列岛东部南行，回到中国。孟席斯说，“我用合理的推测认定他们通过多米尼克海峡时是一片黑暗，没有月光的晚上”（第289页）。“我的结论是，有四艘帆船在北比麦尼岛外海不远处沉没，五艘则是弃置在东北麦尼岛，剩下的在修理过后又回到海上”（第321页）。“为了解决船只毁损的燃眉之急，周闻又遇上了更大的麻烦。他的船有些修好了，还救回了一些白米，但是他得替在比麦尼搁浅的水手和婢女留给口粮。他还有至少几千个水手跟几百个婢女等着吃饭，舰队所剩的粮食却早已寥寥无几。这些婢女服侍过阿拉伯、非洲、印度诸王，很多人出海前早已有了身孕，有几位可能早就临盆了。要在船只数量大不如前的情况下避免过度拥挤，就得在海岸上找地方定居，好认水手、婢女以及生下的孩子有条活路。以后也许还会有船过来接他们回去”（第327页）。“中国人由北极之地返航或许可以解开另一个一五0七年出版的瓦德西穆勒地图的谜”，“唯一合乎逻辑的解释就是周闻在通过白令海峡回到中国的路上勘测过这个地方”（第362页）。这样，“另一位中国的太监周闻已完成了发现之旅，他的航行就算比不上洪保和周满的更伟大，也是不遑多让。在永乐十九年到二十一年（西元一四二一年到一四二三年）这行踪不明的两年之间，杨庆也率领庞大的舰队航行海上”（第3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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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庆的航行，孟席斯在杨庆的航行的一开头就说，“就在同僚们忙着测量老人星与南十字星座，深入极区探险，以及在世界各地发现新大陆和岛屿的同时，杨庆的舰队比其他人的舰队都早一个月从北京出发，但他的航程却局限于印度洋”（第367页）。孟席斯凭着甘地诺地图，设计了杨庆船队的具体航线：进入印度洋，接近好望角，沿着非洲东岸回航。“杨庆的旅程不如其他人那么远，但是他的任务却跟洪保、周满等人同样艰巨，也同样重要。他的成就也不比其他人逊色。因为在那次航海结束时，他的手下将决定经度的技术发扬光大”（第382页）。

在结语中，孟席斯再次将太仓刘河与福建长乐的两块碑文搞反，却信心十足和口气肯定地说：“在我开始这段长达数年的发现之旅时，我曾对这块石碑感到困惑。如今旅程结束，我又回到这里，深信自己已经得到了证据，足以推翻西方世界长期公认的历史。我发现了由郑和、杨庆、周满、洪保与周闻率领的中国舰队，在传奇性的第六次探险中曾勘查世界每一块大陆的许多证据。他们航行经过六十二个群岛，共有一万七千多个岛屿，并且测绘了数万公里的海岸线。郑和自称造访过‘大小凡三千余国’似乎是对的。中国舰队横渡印度洋到达非洲东部，绕过好望角到绿岛群岛，又经过加勒比海到北美洲与北极，又南下合恩角跟南极、澳洲、纽西兰，再横渡太平洋。整整十万里的航行，只有到了南极洲，宝船才需要逆风或是逆流航行。在永乐十九年到二十一年（西元一四二一年到一四二三年）的大航海之前，明成祖已经把整个东南亚，还有满洲、朝鲜、日本都纳入了朝贡中国的领域内。丝路的东侧从中国开始，最远又开通到波斯（今伊朗）。整个中亚对中国俯首称臣，印度洋也成了中国海运的势力范围。永乐十九年到二十一年的宝船舰队扩展了这个本来已经很广大的贸易帝国。他们在从加利福尼亚到秘鲁的南北美洲太平洋岸建立永久殖民地，又在澳洲、印度洋各地乃至东非开始屯垦。他们在太平洋上设立多处补给站，以连结美洲与中国，其次则连结澳洲、纽西兰和中国。他们的基地涵盖范围甚广，分布在：从复活岛经过马克萨斯群岛(Marquesas)和土木群岛一直到皮特凯恩岛(Pitcairn Island)，卡洛琳群岛的大溪地、西萨摩亚(Western Samoa)的沙来岛(Sarai)、东加群岛(Tonga)、索罗门群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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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lomon Islands)的圣克里斯托伯岛(San Christobal)、南马杜尔岛(Nan Madol)、雅蒲岛(Yap)、托比岛(Tobi)，以及马里亚纳群岛(Mariana Islands)的塞班岛(Saipan)。至今在这些岛屿上还经常可以发现留下的石造营房、简易码头、房舍、水池，以及天文台。郑和的庞大舰队和他们的补给队连结了这些殖民地和补给点站。对于从永乐十九年二十一年，这两年‘失踪’期间的中国航海旅行，我的相关主张是奠基在疆里图、皮里司令地图、若兹海图、甘地诺地图、瓦德西穆勒地图，以及匹奇嘎诺海图的真实性上。……就是因为证据具备如此的深度、广度，还有多样性，永乐十九年到二十一年之间伟大的中国航海旅行才如此可信。……这样的主张并没有任何不合理之处。……洪保的船只有四艘返回中国，周满则仅仅剩下一艘船。光是他们的这两支舰队，就损失了至少五十艘船。人命的损失也一样高：周满的舰队在永乐二十一年九月（西元一四二三年十月）返航，九千名水手只回来了九百人。舰队最初的成员有四分之三应当已经死亡或是被遗弃在世界各地的殖民地。……明成祖打算发现并且测绘全世界。”（第461-466页）

孟席斯如此信心十足，斩钉截铁，形象生动而又具体翔实地描写郑和船队的第六次远航世界的活动，按理说，总要有一定的史实根据或史料依据。遗憾的是，他的一切结论不是从材料、证据或事实出发，而是先有结论，先入为主，先认定郑和船队肯定到达了美洲等世界各地，然后依照世界大航海时代的几张海图，将那些海图所绘视为郑和船队的实际航线，差不多将沿途出现的一切遗迹遗物、动物植物和不明真相不知年代的沉船等均作为郑和船队活动的证据，并且展开想象的翅膀，随心所欲地给郑和船队分配舰队，分配指挥官，乱定身份，乱定船队规模和人数，乱定受损船数人数，乱定航行日期，乱定船队回国时间和船数人数。在孟席斯那里，没有时代概念，没有地理概念，没有史学规范这一说。只要他的设计需要，郑和船队就可以按照他的设计驰骋到世界任何一个地方。孟氏采用倒因为果、无视历史时代的做法，任意想像的描述和凭空推论，曲解或根本没有理解中国古籍，无助于问题的说明，孟氏关于中国式帆船“不使用指南针”的说法与郑和宝船的实际情况不符，孟氏提供的所谓郑和宝船横剖面图没有中国帆船的特征，孟氏作为证据的加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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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海沉船不能证明是郑和宝船，孟氏所举证的美洲动物、植物的事例根本不能说明与郑和船队有任何联系。

孟席斯在论证郑和船队航线时，虽然言之凿凿口气毋庸置疑，但通常是用应该、理应、会、合理的推测、论定、确信、确实、深信等推测或自我肯定的语句。他通常先是假设，推论，然后笔锋一转即以十分肯定的口气下结论。如说“第三支分（舟宗）的指挥官并不完全确定，但是在与慕尼黑大学的Roderich Ptak教授通讯讨论后，我认为最可能的人选是周闻”（第93页），他“认为”以后，配以后来毫无关系的海图，一条周闻船队的具体航线就被他绘制出来了。全书充斥着这样经不起任何检验的荒诞做法和离奇结论。

郑和船队是从南京出发的，《郑和航海图》全称为《自宝船厂开船从龙江关出水直抵外国诸番图》，然后又从太仓刘河出海，可到了孟席斯那里，他一再声称船队从北京出发，并绘制了从北京出发经渤海湾、黄海的航线。北京没有通海的水道，此乃常识，孟席斯根本不知道。

郑和七下西洋，次数上学界已无异议，可孟席斯弄不清楚，他说：“大部分权威人士则把他的第四次与第五次算为同一次。笔者也遵循这种见解。因此永乐十九年开始的旅程便算是第六次。”（第58页）如果第四和第五两次合为一次，永乐十九年那次就是第五次，不是孟席斯说的第六次。实际上学界无人将第四第五两次合为一次。孟席斯在总结郑和第六次远航后说，“从此再也没有远人朝贡，没有伟大的科学实验，更不会有贸易与发现的远航壮举。中国进入了闭关自守的漫漫长夜”（第467页）。他绝口不提郑和还有始于宣德五年的第七次远航。他不但弄不清楚郑和七次远航的具体次数，而且似乎根本不知道在永乐十九年的第六次后还有宣德五年的第七次远航！一个连郑和几次下西洋都吃不准的人，却能详尽勾勒出郑和第六次下西洋的具体航线，实在匪夷所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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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席斯并不清楚江苏太仓与福建长乐在郑和下西洋中的地位，他只是从他人的书中看到郑和立的《娄东刘家港天妃宫石刻通番事迹记》和《长乐南山寺天妃之神灵应记》两块碑文，因而一再将两处碑文搞反，“竟然连它们在何处都张冠李戴”。诚如金国平、吴志良所说，“业余也不能业余到如此地步吧”30。

孟席斯得意地宣布：“我发现一些逃过劫难的中国文献与航海针位记录，还有几份第一手报告：两份是中国历史学家写的，另一份的作者是个欧洲商人。其余资料的作者则是跟随中国的航程前进，并且发现前人的蛛丝马迹与遗留文物的第一批欧洲探险家。”（第23页）这些所谓“发现”，凡是从事郑和下西洋研究的人其实都耳熟能详。他还声称“至少有一千多本书提供前哥伦布时代的中国人就旅行到美洲的铁证”（第274页），却不以证据论证，惟一提出的证据却是成书于万历二十五年（1597）的小说《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为了冒称该书的重要价值，他竟然说该书是逃过官员销毁的“一份中国的文件”，甚至在道听途说后说该书“但是现在已经很罕见了，亚洲学院图书馆所收藏的版本是全世界仅剩的孤本”（第192页）。这本与郑和航海文件毫无关系的小说仅上海古籍出版社于1985年就一次性印刷了215000册，其它版本印数更不知凡几，如此离奇的说法，只能说明孟席斯实际上拿不出任何有说服力的史籍依据。而且即使是不足为凭的演义小说，也没有提到郑和船队发现了美洲。

孟席斯不懂中文，将《隋书》中的“婆利”理解为了澳洲（第195页）。他描写郑和谓：“他这个人身高体壮，比朱棣高出不少。有些记载说他身高超过两公尺，体重超过一百公斤。”（第32页）。他又转引中文文献称，“我很确定中国人航行过北大西洋，因为在完成第六次航海后，郑和在中国南方的长乐县（孟席斯原文误作浏家港——译者注）的石碑就说过：‘际天极地，罔不臣妾。其西域之西，迤北之国，固远矣。’从中国人的角度看，‘西域之西’和‘迤北之国’就是最北边的北国和最西边的西国，就只能解释成北美洲的大西洋岸”（第300页）。一看原文可知，“西域之西”、“迤北之国”只是泛指遥远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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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具体指称哪些国，而明朝“臣妾”的国家也断无“北美洲的大西洋岸”国。孟席斯说，“从天妃宫的碑文，我知道第六次航海，他们大约走过六万公里，将近绕地球两圈”（第108页）。孟席斯大概根本不懂中国人常用虚数，《西洋朝贡典录》描写郑和“身长九尺，腰大十围”是不能理解为“身高超过两公尺，体重超过一百公斤”的；郑和所说“涉沧溟十万余里”更是不能理解成“六万公里”的。

孟席斯大概听说明初有刘基其人，所以称：“于是在永乐二年十一月（西元一四0四年十二月），朱棣命令他的两位亲信——姚广孝与刘基，率领两千一百八十位大学士共同编纂《永乐大典》，以收纳可以查考的所有文学作品与知识。这是历来最庞大的学术计划。最后产生的是四千余卷，超过五千万字的大百科全书。”（第46页）孟席斯不知道刘基已于洪武八年（1375年）去世，是不可能在永乐年间参与编纂《永乐大典》的。他这段描写更触处皆错。《永乐大典》开始编纂于永乐元年（1403）；参与其事者147人，后来重修时参与者为三千余人，不可能是“两千一百八十位大学士”，其时哪来那么多大学士；《永乐大典》最后成书是22877卷，3亿7千万字，而不是四千余卷五千万字。

孟席斯说：“永乐五年（西元一四0七年），郑和在南京设立语言学校‘四夷馆’”（第51页），“毕竟南京城的语言学校‘四夷馆’就是由郑和设立的”（第122页）。四夷馆是明代翻译边疆民族和邻国语言文字的机构，是由朝廷设立的，根本不是由郑和设立的。史籍中记载的汗血马，孟席斯说，“明成祖在位期间进口了几百万匹这种马，花了不知多少银子，以至于朝廷里还专门设了一个单位‘以茶易马’，藉以节省白银的开支”（第215-216页）。明廷以茶换易的马匹，根本不是什么汗血马，而是战马。孟席斯说：“郑和的宝船舰队在世界各地建造类似的天文台。”（第375页）这是孟席斯的想像。孟席斯说，在郑和的“白色丝质外套里，总放着一个珠宝装饰的小匣子，里面装着他的阴茎和两颗睾丸。因此人们叫他‘三宝太监’。小匣子里的东西就是他的‘宝’。只要还跟着他，将来他到了阴间，便可成为完整的男人”（第35页）。这样的描写，真乃野叟曝言，违背常识。书中用的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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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豪华的丝织品”，实际是清代的“童子串枝莲”妆花缎，孟席斯移花接木，遮人耳目。

诸如此类常识性和因想当然而导致的错误，以及经不起任何检验的道听途说或凿空之论，如要一一指出，细细评说，正如金国平、吴志良所说，“篇幅当在其书之上”31。以上只是聊举数例，以观孟席斯惊世之论之荒谬。

那么，有关永乐十九年（1421）郑和第六次下西洋，真正的记录是怎样的呢？现将相关的中文资料分类汇录于次。

（一）郑和的刻石记录

《娄东刘家港天妃宫石刻通番事迹记》（巩珍《西洋番国志》所附，中华书局1961年向达校注本）：“明宣德六年岁次辛亥春朔，正使太监郑和、王景弘，副使太监朱良、周满、洪保、杨真，左少监张达等立。其辞曰：……永乐十九年统领舟师遣忽鲁谟斯等各国使臣久侍京师者，悉还本国。其各国王贡献方物，视前益加。”

《长乐南山寺天妃之神灵应记》（巩珍《西洋番国志》所附，中华书局1961年向达校注本）：“一、永乐十九年统领舟师，遣忽鲁谟斯等国使臣久侍京师者悉还本国。其各国王益修职贡，视前有加。……思昔数次皆仗神明助祐之功如是，勒记于石。宣德六年岁次辛亥仲冬吉日，正使太监郑和、王景弘，副使太监李兴、朱良、周满、洪保、杨真、张达、吴忠，都指挥朱真、王衡等立。正一住持杨一初稽首请立石。”

（二）郑和随员的记录

巩珍《西洋番国志》（中华书局1961年向达校注本）前附敕书一：“敕：太监杨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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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西洋忽鲁谟斯等国公干，合用各色纻丝纱锦等物，并给赐各番王人等纻丝等件，敕至，即令各该衙门照依原定数目支给，仍令各门官仔细点检放出，毋得纤毫透漏。故敕。永乐十八年十二月初十日。”

巩珍《西洋番国志》（中华书局1961年向达校注本）前附敕书二：“敕：内官郑和、孔和卜花、唐观保。今遣内官洪保等送各番国使臣回还，合用赏赐并带去银两段匹铜钱等件，敕至，即照依坐去数目关给与之；其官军原关粮赏，买到麝香等物，仍照依人数关给；该用军器等项，并随船合用油麻等物，令各该库分衙门逐一如原料数目关支。就令太监郑和眼同打发，就拨海船二只与之装载前去。仍发落各门官仔细点检放出，不许纤毫夹带透漏。故敕。一、下西洋去的内官合用盐酱茶油烛等件，照人数依例关支。永乐十九年十月十六日。”

巩珍《西洋番国志·阿丹国》条（中华书局1961年向达校注本）：“永乐十九年，上命太监李充（充当作兴）正使，赍诏敕往谕旨。李口（当即李兴）苏门答剌国，令内官周口口口（当即周满等）等驾宝船三只往彼。王闻，即率大小头目至海滨迎入，礼甚敬谨。开诏毕，仍赐王衣冠。王即谕其国人，凡有宝物俱许出卖。此国买到猫睛一块重二钱许，并大颗珍珠各色鸦鹳等石，珊瑚树高二尺者数株，枝柯为珠者五柜，及金珀、蔷薇露、麒麟、狮子、花福鹿、金钱豹、驼鸡、白鸠之类。”

马欢《瀛涯胜览·阿丹国》条（冯承钧校注，商务印书馆1935年）：“永乐十九年，钦命正使太监李（以下原阙一字，黄录同，吴本作某。疑是太监李兴）等，赍诏敕衣冠赐其王酋。到苏门答剌国分（舟宗），内官周（其下原阙一字，黄录亦同）领驾宝船数（吴本作三）只到彼，王闻其至，即率大小头目至海滨迎接诏敕赏赐。至王府行礼，甚恭谨感伏。开读毕，国王即谕其国人，凡有珍宝，许令卖易。在彼买得重二钱许大块猫睛石，各色雅姑等异宝，大颗珍珠，珊瑚树高二尺者数株。又买得珊瑚枝五柜，金珀、蔷薇露、麒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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狮子、花福鹿、金钱豹、驼鸡、白鸠之类而还。”

（三）《明太宗实录》所载

《明太宗实录》（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卷一一九，永乐十九年正月癸巳（三十日）：“忽鲁谟斯等十六国使臣还，赐钞币表里。复遣太监郑和等赍敕及锦绮纱罗绫绢等物赐诸国王，就与使臣偕行。”实录所云十六国，由实录永乐十九年正月戊子条，忽鲁谟斯等十六国遣使贡名马方物，命礼部宴劳之，可知指忽鲁谟斯、阿丹、祖法儿、剌撒、不剌哇、木骨都束、古里、柯枝、加异勒、锡兰山、溜山、喃勃利、苏门等剌、阿鲁、满剌加、甘巴里等。

《明太宗实录》卷一二三，二十年八月壬寅（十八日）：“中官郑和等使诸番国还，暹罗、苏门答剌、阿丹等国悉遣使随和贡方物。”

有关永乐十九年郑和第六次下西洋的直接或较原始的材料，大体不出以上范围。马欢《瀛涯胜览》显然有参考过《西洋番国志》的印记。综述上述数条记载，可知永乐十八年（1420）底忽鲁谟斯等国使臣准备回国，明廷派太监杨庆出访或作出访的物资准备。次年正月各国使臣辞行，明廷赐与各色锦缎等物，命郑和随行。同年十月，明廷又命内官洪保随同未曾来得及与郑和同行的外国使节出访，所需物资令已先期在南洋的郑和支给32。到永乐二十年（1422）八月回国，郑和出使在外至多一年半。到苏门答剌的是太监李兴，驾驶三只宝船抵达阿丹国的是内官周满。周满等明朝使者在那里“买得”珍宝异兽“而还”，应该是回到国内的。

（四）明后期人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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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嘉靖时黄省曾《西洋朝贡典录·阿丹国》（谢方校注本，中华书局1982年）条小注：“永乐辛丑正使太监李口等（按应作李兴）赍诏赐其王奠到冠服。苏门答剌国分（舟宗）周口（按应系作周满）等领宝船往彼，王率头目迎入王府，其肃开读赏赐毕。王谕国人有珍宝者许易。”

万历元年，曾任过行人司行人的嘉兴人严从简，编成《殊域周咨录》一书（余思黎点校本，中华书局1993年），涉及到永乐十九年郑和第六次下西洋的的记载如下。暹罗条：永乐“十八年，又贡。遣中官杨敏等护贡使归国，仍厚赉其王。十九年，王遣使奈怀等十六人入贡，谢侵满剌加国之罪。赐纱币有差”33。三佛齐条：永乐二十一年，旧港宣慰使施进卿卒，命其子济孙袭宣慰使，赐冠带、织金、文绮、袭衣、银印，“中使郑和赍往赐之”。

万历末年，张燮撰成《东西洋考》（谢方点校本，中华书局1981年），涉及到永乐十九年郑和第六次下西洋的的记载如下。暹罗条：永乐“十八年，贡又至。遣中使杨敏护其使还国，并报礼王。十九年春，奉表谢侵满剌加国之罪。七月贡如常仪”。

（五）《明史》与《国榷》等史书的记载

《明史》卷七《成祖本纪三》（中华书局1974年点校本）：永乐十九年春正月“癸巳，郑和复使西洋”；二十年八月壬寅，“郑和还”。《明史》此段记载，当本诸实录。

《明史》卷三二六“祖法儿”条：“永乐十九年遣使偕阿丹、剌撒诸国入贡，命郑和等赍玺书赐物报之。”同卷“阿丹国”条：“其王甚尊中国。闻和船至，躬率部领来迎。入国宣诏讫，遍谕其下，尽出珍宝互易。永乐十九年，中官周姓者往，市得猫睛，重二钱许，珊蝴树高二尺者数枝，又大株、金珀、诸色雅姑异宝、麒麟、狮子、花猫、鹿、金钱豹、驼鸡、白鸠以归，他国所不及也。”观《明史》此段文字，与《西洋番国志》和《瀛涯胜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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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丹国”条所载相近，当本自该两书。文中所谓“中官周姓者”，当即周满。有意思的是，此次前往阿丹国的使者，市得珍禽异兽重宝“以归”，使者是回到国内的。这与实录所载阿丹等国遣使随郑和等使者贡方物正相吻合。

清初谈迁《国榷》卷十七（中华书局1958年点校本）：永乐十九年正月癸巳，“命太监郑和偕十六国使臣往赐其王锦绮纱罗绫绢”。

（六）其它记载

康熙时人钱曾《读书敏求记》卷二《别志》（书目文献出版社1984年丁瑜点校本）介绍巩珍《西洋番国志》，与郑和第六次下西洋有关的文字为：“今夷考之，此册首载永乐十八年十二月初十日，‘敕太监杨庆往西洋公干’。十九年十月十六日，‘敕内官郑和、孔和卜花、唐观保。今遣内官洪保等，送各番国使臣回还，合用赏赐，即照依坐去数目，关给与之’。”

道光时人郑光祖《一斑录》杂述四“三保太监下西洋”条（海王邨古籍丛刊本）：“第五使，永乐十九年春，使和等复往，二十年八月还。”此也当本诸实录。

据说向达藏有清初钞本残卷一册，书题序跋并缺，冯承钧推断为《针位编》的一种，残卷文载：“永乐十九年奉圣旨，三保信官杨敏，字佛鼎，洎郑和、李恺等三人，往榜葛剌（原误傍葛据）等番邦，周游三十六国公干，至永乐二十三年，经乌龟洋中，忽遇风浪。”（下言祷告天后娘娘得平安）34。

上述后三类相关记载，实际上大多是抄录自前三类记录，史料价值已不大。惟清初钞本残卷所载与其它记载不同。只是此所谓清初钞本，语焉不详，且所言郑和等三人往榜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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剌，至永乐二十三年忽遇风浪，显与史实不符。盖按《太宗实录》所记，永乐二十二年正月成祖命郑和出访旧港35。郑和于十九年下洋后既已回国，自不可能因未回国而于二十三年忽遇风浪。此钞本，即使存世，恐也多属清初钱敏求所谓郑和下西洋事“委巷流传甚广，内府之剧戏，看场之平话，子虚亡是，皆俗语流为丹青耳”36一类，不足凭信。而且是杨敏，而非孟席斯所说的杨庆。

由上述各种有关史料，可知洪保曾于永乐十九年十月领敕出访忽鲁谟斯等十六国或十六国中之部分国家，周满曾经在抵达苏门答剌后到过阿丹国，杨庆曾于永乐十八年十二月十日领敕前往忽鲁谟斯等国。有关他们的记载都很简单，根本没有抵达何处、何时抵达，何时返回以及船队损耗的确切记录。而至于周闻，根据其墓志铭，可知其为合肥人，从军太仓，曾参加了后五次的郑和下西洋远航以及永乐二十二年的航海活动，其间于永乐十三年“以劳升本卫右所副千户，世袭阶武略将军”。关于周闻所历“西洋诸国”，其墓志铭称“侯凡六往，四抵厥境”，关于他参加的郑和第六次下西洋，墓志铭更明载，“辛丑继往，而中道取回”37。周闻参加了郑和第六次下西洋，但中途提前返回。按照明朝出使情形，郑和下西洋的带队使者都是太监，而不是武官，周闻作为千户所副千户的下级军官，更不可能率领分船队出使。孟席斯将周闻误成为太监，连周闻的身份都未搞清楚，更不知周闻有墓志铭存世。因此，孟席斯提到的这四个人，虽都曾参加了永乐十九年的第六次郑和下西洋，但都未曾到达澳洲，都未曾绕过非洲南端，更不可能抵达美洲，而且或先或后都回到了国内，所谓下落不明的船只似乎与他们的这一次航行无关。孟席斯所谓洪保、周满、周闻到达美洲的航线，看来只是他凭空虚构出来的航线，而并未真实存在过，迄今为止，也未发现任何可以支持孟席斯“新论”的文献或其它有用记载，孟席斯的“惊世之作”也没有提供任何有说服力的新证据，孟席斯的新论对于郑和研究没有任何学术价值，根本不可能因此而改写郑和下西洋的历史。

对于孟席斯的所谓新说新论，美国明史专家范德（Edward L. Farmer）是这样评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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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本大胆的机会主义的关于郑和航海的著作，便是加文·孟席斯（Gavin Menzies）的《1421：中国发现美洲》（2002年）。……他对中国历史毫无兴趣，很少利用中国资料。这本书主要为了制造轰动效应，赚取金钱。这不是一部严肃的学术著作。”38

三 郑和下西洋在世界航海史上的地位

郑和率领的七下西洋壮举，拉开了15世纪世界大航海活动的序幕，为世界航海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中华民族面向海洋，探索海洋，不断谱写了海洋文化的新篇章。郑和下西洋这一世界航海史上的壮举，既是中华民族千百年来海洋活动的巍巍丰碑，又是15世纪世界大航海活动的肇始，也是中华民族对外睦邻友好的具体体现，就其具体内容和表现形式而言，实质上是15世纪中华民族向海洋的一次大进军。

现有研究表明，汉代以前，中国已与海外各地之间有了交往，可信的史料记录则始见于汉代。《汉书·地理志》记载了汉朝使者自合浦、徐闻至黄支国、已程不国的往返航程。黄支国就是唐代载籍中的建志补罗（Kancipura），为达罗毗荼国都，即今印度半岛东岸之康普契拉姆（Conjeveram）；已程不国即今斯里兰卡39。三国吴时宣化从事朱应、中郎康泰出使海外，中国使者继续活跃于今中印半岛和马来半岛一带。唐代与海外各国交往频繁，中国人出洋航行的范围有所扩大。《新唐书·地理志》所引贾耽《边州入四夷道里》中的“广州通海夷道”，详细记载了当时中外海舶的航程。自广州开航，过“海硖”（今马六甲海峡），至“南天竺最南境”没来国（今印度奎隆）。从这里分两道，一道缘阿拉伯海东岸西北行，抵波斯湾头之乌剌国（Ubullah）；另一道直航至海西岸最南之三兰国，缘岸北行，也可至乌剌。三兰即Samran的译音，今也门首府亚丁，在阿拉伯半岛的最南端，是当时各国香料、宝石、黄金、珍珠的集散地和对印度、中国等东方国家贸易的出发地。宋代，伊斯兰世界的商人、使者来华，大多走的是海道。中国沿海一带商人前往海外各国贸易者也大大增多40。朝廷派遣使者赍带敕书、金帛，组成船纲，分头前往海外诸国，从事香料、珠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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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贸易，并招徕蕃商来华贸易41。民间则“海舶大者数百人，小者百余人，以巨商为纲首、副纲首、杂事”，在市舶司获准后，从事大规模海外贸易42。市舶税成为宋朝政府的重要的财政收入。其时的中国海船，不仅大而坚固，构造和设备都居于世界前列，而且在远洋航行中，对海洋季风规律的掌握更加进步，除观测日月星辰以定方位外，还首先使用了指南针。中国船商利用先进的船舶和航海技术，扩展了海上交通的范围，加强了中国在东西海路上的势力和影响。中国船商频繁往返于波斯湾阿拉伯半岛，而且有可能到达非洲东岸。元代中国的海外交通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无论在航行的规模、所达的地域范围和航海的技术等各方面，都超过了唐、宋时代。元代后期两次游历过东西洋的汪大渊，在其所著《岛夷志略》一书中，记录了“耳目所亲见”的220个地名，很多地名不见于前代记载，其地理范围东自彭湖、流求，西至阿拉伯半岛和非洲东岸之层拔罗（桑给巴尔）等地。罗盘针在元人航海中使用已较为普遍，中外航海技术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43。

郑和七下西洋，在元代以来中国航海技术的基础上，更将传统中国的航海水平推向顶点。庞大的船队，遥远的航程，精湛的航海技术，出色的组织水平，有效的后勤保障，完善的港口设施，珍贵的航海结晶《郑和航海图》等，都体现了郑和下西洋对世界航海事业和海洋文化的贡献，也促进了世界航海技术特别是中国与阿拉伯航海技术的交流。

要作大洋万里远航，必须熟悉了解所经海道、海岛、山川水势、水文气象、东西洋水域分布和环境条件。为此，早在出发前的几年中，郑和船队就对东南沿海海道多次测量，选调民间的航海舟师，广泛征集海图和各种航海资料，预先试航，积累航海经验，提高航海技术。《顺风相送·序》载：“永乐元年，奉差前往西洋等国开诏，累次较正针路，牵星图样，海屿水势山形，图画一本，山为微簿。务要取选能谙针深浅更筹，能观牵星山屿，探打水色浅深之人在船。深要宜用心，反覆仔细推详，莫作泛常，必不误也。”44这段文字，似是明廷旨令出使西洋者预先做好航海事务的准备工作。据《海底簿》记载，“永乐元年，奉旨差官郑和、李兴、杨敏等，出使异域，前往东西洋等处。一开谕后，下文索图，星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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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峡、海屿与水势，图为一书。务要选取山形水势，日夜不致误也”45。又据《宁波温州平阳石矿流水表》记载，“永乐元年，奉旨差官郑和、李恺、杨敏等，出使异域，弓往东西二洋等处，开输贡，累累较正牵星图样，海岛、山屿、水势图画一本，务要选取能识山形水势，日夜无岐误也”46。几种相关文献的郑和出洋的技术性准备工作的描述相近。宣德九年（1434），郑和的随员南京人巩珍也总结说，郑和船队在远航前，“始则预行福建、广、浙，选取驾船民梢中有经惯下海者称为火长，用作船师，乃以针经图式付与领执，专一料理”47。可见屡次校正牵星图样，测量海岛山屿水势，绘成航海图录，并不断试航的，就是大规模下西洋的郑和等人。在《自宝船厂开船从龙江关出水直抵外国诸番图》（即《郑和航海图》）上，郑和船队自南京宝船厂开船到印度，沿印度半岛西岸进入波斯湾的忽鲁谟斯，或从印度洋直航至阿拉伯半岛和非洲东岸各地，所有航线上都标明了所用针位。在如此广阔的海域里都能运用罗盘针位定向，这是对前代航海技术的进一步发展。

诚然，诚如金国平、吴志良所说，“从唐到明，中国人对南部非洲的认知未超过‘昆仑层期国’。不同的称谓，反映了不同的认知过程。在地理大发现之前，阿拉伯人一直控制着东西海上贸易”；“唐、宋与东非的联系显然是通过阿拉伯世界的转接”；“从阿拉伯人和中国人在西印度洋航行终极点的一致及阿拉伯人早期开发东非海岸的事实来看，我们应该承认：郑和船队是举世壮举，但不是发现，原因是他并未开辟新航路，只是循着阿拉伯人的足迹，亲自核实了唐、宋以来对东非的认识”48。尽管如此，郑和下西洋第一次连续性地直接贯通了中国经南海、印度洋、红海直至非洲东岸的航线，结束了前此中国与非洲之间的联系基本上由阿拉伯人中转的航海历史，中国与印度洋、阿拉伯世界乃至东非各国的联系更加直捷通畅了。

郑和七次下西洋，历时近30年，时在永乐三年至宣德八年（1405-1433）的公元15世纪初叶。而在稍后时代的西方世界，葡萄牙国王若奥一世的小儿子亨利（Henrique）, 1415和1416年两次派人探索和考察大西洋东部边缘的加那利群岛和马德拉群岛和亚速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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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岛及其周围海域；1418年，亨利王子所派之人发现了马德拉岛，并在该岛殖民；1431-1432年，亨利派探险队逐步发现了杳无人烟的亚速尔群岛；1436年起，葡萄牙探险殖民势力逐步向非洲进发。1487年8月，葡萄牙航海者迪亚士（Bartolomeu Dias）率领探险队从里斯本出发，同年底翌年初绕过非洲最南端，进入印度洋，返航时发现了凸出于大西洋中的一个大海角，后被国王若奥二世命名为好望角，西方人从大西洋驶入印度洋的航路被找到了，罪恶的奴隶贸易也由欧洲殖民者兴起来了。稍后几年的1492年的8月，意大利航海冒险家哥伦布（Cristoforo Colombo）率领由“尼尼亚”号、“平塔”号和“圣玛利亚”号3艘帆船组成的西班牙探险船队从帕洛斯港启航。当年10月12日，哥伦布一行经过30多天不见陆地、不靠岸的航行，终于抵达和登上了西半球的第一块陆地。当地印第安人称为瓜纳哈尼岛，哥伦布命名为圣萨尔瓦多。哥伦布等人完全以为他们到了亚洲的东部边缘，便把这一带称为西印度群岛。哥伦布一行开辟了从欧洲横渡大西洋到美洲的新航路，从而把美洲和欧洲、进而把新大陆和旧大陆紧密地联系了起来。由葡萄牙人开创的中世纪晚期以来的地理发现有了新的飞跃，世界进入了地理大发现时代。1497年7月，葡萄牙贵族达·伽马（Vasco da Gama）率领由4艘船只组成的船队由里斯本启航，4个月后绕过好望角进入印度洋，1498年5月船队进泊印度卡利库特港（今科泽科德），次年9月，达·伽马返抵里斯本。达·伽马的远航发现了从非洲南端到莫桑比克港这一段近200公里的大陆海岸线，开辟了从葡萄牙到印度，从西欧经大西洋、印度洋到东方的新航路，把基督教文明与印度教文明直接地联系起来。1519-1522年，葡萄牙航海者麦哲伦（Fernao de Magalhaes）率领西班牙船队，到达巴西海岸，在南美洲南部发现了海峡口，驶出海峡（后来被命名为麦哲伦海峡），进入大南海，回到西班牙，第一次完成了人类历史上的环球航行。麦哲伦船队开辟了从南美洲到亚洲菲律宾的新航路，从而把美洲与亚洲联系起来。这条航路与业已开辟的从欧洲到美洲的航路、从非洲到美洲的航路、从欧洲绕过非洲到亚洲的航路接轨，从而把世界上有人居住的各大洲（澳洲除外）联系起来49。随着美洲的“发现”和世界新航路的贯通，美洲黄金的大规模开采，奴隶贩运制度和殖民制度的迅速确立，地理概念的不断扩大，美洲、欧洲和亚洲东西方之间的往来迅猛发展，世界历史进入了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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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两半球联为一体的新时代。

上述自15世纪初叶至16世纪初叶的整整一个世纪中，东西方在不同的地点，怀着不同的动机，前后继起地开展着远洋航海活动，反映出无论东方世界还是西方世界，都有着强烈的发展对外交往的愿望和甚于前人的航海实践，说明“15-16世纪的世界性大航海活动，主要是中国人和欧洲人两方面进行的”50。如果将15世纪视为地理大发现和世界大航海的时代，毫无疑问，所有这一切带来历史新纪元的世界大航海活动，正是由明朝的郑和下西洋这一远洋航行活动肇始其端的。虽然世界大航海活动最后是由西方航海家竟其绪的，但标志着中华民族面向海洋进军海洋的盛举，却是有着举世无与其匹恢宏气势的郑和下西洋拉开序幕的。郑和下西洋，在15世纪的全球化航海活动中荜路蓝缕，开世界文明全面交流之先河，从而在世界航海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诚如金叔平、吴志良所言，“郑和下西洋是世界早期全球化的尝试，对人类文明的发展和交流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51。

郑和七次下西洋，将中华文明远播南亚、东非、波斯湾、太平洋、印度洋，又输入各种植物、动物、药物、生产原料等，极大地开阔了中国人的眼界，增进了明时中国对国外的了解，促进了中外文明的交流，在中外文明交流史上谱写了崭新的篇章，在世界文化交流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

郑和下西洋是明成祖对外关系全副链条中的重要一环。朱棣屡屡发布诏旨，宣布遵循其父行之有效的外交政策，但更为积极主动，不断拓宽对外友好的大门，将中往友好关系推向了新阶段。设市舶司“以通夷情”，“造巨舰以通海外诸国”，正反映出明成祖要了解外国、通好他国的迫切愿望和有力措施，诚如巩珍所言，是“扩往圣之鸿规，著当代之史典”

52。当是时，无论东西，无论东南还是西北，无论海上还是陆上，都有前后相继的明朝使

者在活动，所谓“北穷沙漠，南极溟海，东西抵日出没之处，凡舟车可至者，无所不届”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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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派遣大批使者四出活动，是明成祖对外政策的重要方面。《明史》就言，“当成祖时，锐意通四夷……西洋则和、景弘，西域则李达，迤北则海童，而西番则率使侯显”54。仅侯显一人，就曾五次出使西番，其中有一次出使后，随即有17国使臣一起来朝的盛况。郑和下西洋，是明初对外关系中的极为重要并占有突出地位的大事，也是明成祖加强对外联系、提高国际声望的大手笔。

郑和及其随员七下西洋，“赍诏往谕”，不厌其烦地告诉西洋各国，中国已咸与维新；天朝地土辽阔，百物富庶，人口众多，风俗淳美，礼仪详备；大明皇帝英明无比，臣民称颂；各国要敬顺天道，抚辑人民，才能不时得到上天的恩赐，方能共享太平。明廷通过郑和等下西洋，意在让西洋各国君臣前来观瞻中国的文物制度，习俗礼仪，回国后效法中国，并与之保持紧密的联系，采取协调的步伐。这就是“敷宣教化于海外诸番国也”，“宣德化而柔远人也”55。用仁义来感化而不是用武力来慑服西洋各国，就是郑和出使的目的和所作所为。

郑和船队七下西洋，每次都装满了从民间和国库里集中来的各色丝绸、布匹、瓷器、金银、铜钱等，用以赏赐、笼络西洋各国。郑和使团竭尽全力执行使命，出色地完成任务。郑和常常自励：“上荷圣君宠命之隆，下致远夷敬信之厚，统舟师之众，掌钱帛之多，夙夜拳拳，唯恐弗逮，敢不竭忠于国事，尽诚于神明乎！”56郑和是明成祖对外友好政策的忠实执行和出色实践者。

郑和下西洋对南中国海的开发和利用作出了重要贡献，消灭了东南亚地区海盗，稳定了南中国海周边局势，保证了海上贸易和海防安全；调解与缓和了东南亚各国的冲突和矛盾，推动了这一地区的和平、稳定与发展；对南中国海及周边进行了积极的规划和开发，有效地遏制了来自海上对中国的威胁，有力地掌握着南中国海的海权，维护了中国的主权。郑和出使西洋，剿灭海盗势力。元末明初时期的西洋诸国，是各地海盗和中国流民藏身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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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的场所。永乐初年，据说“诸番夷多遁居海岛，中国军民无赖者潜与相结为寇”57。特别是一些奸黠逞雄的海盗，进而登岸到中国掳掠，退而以海中岛屿为窠穴，出没无常，剽劫信使，袭扰商旅，梗阻着中国与西洋各国的海上通道，也对中国和西洋各国的往返使者构成了威胁，影响了中外关系的正常发展。因此，郑和下西洋使团与其它使团一样，担负着招谕海外中国流民、剿灭海盗的任务。郑和首次下西洋，使团就抓获了海盗陈祖义。陈祖义，广东人，因罪于洪武年间举家逃入三佛齐（永乐时为旧港）。经不断积聚力量，人众多达五千余。当时广东人梁道明与施进卿者分别为旧港正副酋长。永乐三年（1405），梁氏在明廷的招谕下归国受赏。自后陈祖义恃众与施进卿互争雄长，平时则“甚是豪横，凡有经过客人船只，辄便劫夺财物”58。永乐五年（1407），郑和使团返经旧港，施进卿进诉陈祖义凶横劫夺情事。郑和“遇祖义等，遣人招谕之，祖义等诈降，而潜谋要劫官军，和等觉之，整兵提备。祖义率众来劫，和率兵与战，祖义大败，杀贼党五千余人，烧贼船十艘，获其七艘，及伪铜印二颗，生擒祖义等三人”59。陈祖义流落海外，本属使团招谕遣归之列，却又邀击商旅，阻梗海外交通，更为明廷所不许；既而还不服王化，不听劝谕，企图袭击使团，更是罪不容逭。对这样顽梗不化的海盗，加以剿灭，正是郑和使团扶正祛邪的使命所在。郑和先礼后兵，“深机密谋”60，将他一举擒获，表明郑和使团对于那些劫掠海上的海盗和不法势力，或以一纸敕文招谕，或在敕文不能见效时以兵戎相见，以完成抚谕流人剿灭海盗的使命，以确保海上通道的畅通安全。郑和下西洋后仅一个世纪，中国海防日益松弛，沿海先后遭受东洋倭寇、西洋殖民强盗的骚扰掳掠，四个世纪后，中国人民备受欺凌，中华民族深受灾难。由郑和下西洋前后一个世纪中国海防形势的急遽变化，更能反衬出郑和下西洋在维护中国对外通道安全方面的重要作用。

郑和等人长时期大规模的远航活动和明廷的其它相应措施，将中外交流推向了极盛。当时往来中国的使者“相望于道”，络绎不绝。仅自永乐元年至二十二年（1403-1424），外国来使，占婆18次，暹罗22次，满剌加15次，苏门答剌13次，爪哇15次，文莱8次，盛况可谓空前。甚至不少国家的国王也慕名而来。在郑和下西洋期间，不包括非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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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有4个国家的11位国王到过中国，其中有3个国家的3位国王因仰慕明朝文明，病逝时要求“体魄托葬中华”，并遗嘱子孙“世世毋忘天子恩”61。而且其使团规模盛大。永乐六年（1408），浡泥国王率亲属臣僚150余人访问明朝。永乐九年（1412），满剌加国王率领540余人的庞大使团来到明朝。永乐十五年（1417），苏禄国东、西、峒三王同时来访。所有这一切，成为中华文化深深吸引“远人归慕之心”的典型事例，在中国对外友好交往史上留下了浓重而又美好的一页。这样的国与国之间的友好交往场面，在15世纪的西方世界的大航海活动中是看不到的。

15世纪初叶的中国，还保持着持续发展的势头，社会相对稳定，国力较为强大，经济不断增长。《明史》有言，“计是时，宇内富庶，赋入盈羡，米粟自输京师数百万石外，府县仓廪蓄积甚丰，至红腐不可食”62。即使置于世界范围考虑，中国也处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前列。当时的西洋各国，虽然社会发展各地差异颇大，但就总体而论，还远远低于明朝。郑和使团带去的各种先进的手工业品，深受西洋各国所喜爱。占城国，对“中国青磁盘碗、纻丝、绫绢、烧珠等物甚爱之，则将淡金换易”。爪哇“国人最喜中国青花瓷器，并麝香、销金纻丝、、烧珠之类，则用铜锡买易”。锡兰国对“中国麝香、纻丝、色绢、青瓷盘碗、铜钱、樟脑甚喜，则将宝石珍珠易换”。柯枝“哲地者是财主，专一收买宝石、珍珠之类，候中国宝船或别国番船客人来买”。溜山国，“中国宝船一二只亦到彼处，收买龙涎香、椰子等物”。祖法儿，“中国宝船到彼开读赏赐毕，其王差头目遍谕国人，皆将乳香、血竭、芦荟、没药、安息香、苏合油、木别子之类来换易纻丝、磁器等物”。阿丹，郑和“宝船分（舟宗）到彼，国王即谕其国人，但有珍宝许卖易”。中国货币，据马欢说当时在西洋诸国可通行使用，如暹罗、爪哇“买卖交易行使中国历代铜钱”；旧港“市中交易亦使中国铜钱，并用布帛之类”63。中国货物源源输向西洋各国，给当地的生产、生活带去了极大的便利，推动了当地社会的发展，也使各国的社会制度、人情风俗、文化艺术等发生了或多或少的变化。随着丝绸、瓷器、建筑艺术的输入，各国的服食器用水平得到了提高；中国钱币流入西洋各国，促进了当地货币的流通和使用；铁器等先进生产工具的引进，加快了南洋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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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开发；明朝典章礼仪制度的传入，则深深影响了各岛国的文明进程。

然而按照相对有利条件理论，不同经济之间的往来对参与双方都是有利的。西洋各国也有自然资源丰富的雄厚优势。如占城产乌木、伽兰香、观音竹、降真香、象、象牙、犀、犀角等；暹罗盛产黄速香、罗褐速香、降真香、沉香、花黎木、白豆蔻、大风子、血竭、藤结、苏木、花锡、象牙、翠毛等；爪哇以苏木、金刚子、白檀香、肉豆蔻、果拔、斑猫、镔铁、龟筒、玳瑁、鹦鹉、倒挂鸟等出名；旧港的鹤顶鸟、黄速香、沉香、金银香、黄蜡，苏门答剌的胡椒，南渤里的珊瑚，满剌加的黄速香、乌木、打麻儿香、花锡，阿鲁的黄速香、金银香，黎代的犀，古里的胡椒和各类宝石，小葛兰的胡椒、酥油，榜葛剌的各种布类，锡兰的各色雅姑石、青米兰石、昔剌泥、窟没兰等各种宝石，柯枝的胡椒，溜山的降真香、椰子，阿丹的猫睛石、各色雅姑石、珍珠、珊瑚、金珀、蔷薇露、麒麟、狮子、花福鹿、金钱豹、驼鸟、白鸠等，祖法儿（或作佐法儿）的乳香、没药、血竭、芦荟、安息香、苏合油、木别子、鸵鸡，天方国的蔷薇露、俺八儿香、麒麟、狮子、鸵鸡、羚羊、草上飞、宝石、珍珠、珊瑚、琥珀等各种物品，均颇有特色。

西洋各国丰富的自然资源，或为中国所没有，或为中国所缺乏，或有实用价值，或有观赏价值，对各种矿产、药材、染料、宝石、珍禽异兽等，中国朝野有着浓厚的兴趣。如满剌加的花锡，是铸造钱币的上等好料；打麻儿香“是一等树脂，番船造完则用此物熔涂于缝，水莫能入，甚好”。溜山国的椰子纤维，用以打索造船，“以香沥青涂缝，水不能漏”

64。其它如黄速香、沉香、罗褐速香、降真香、乳香、安息香等，是名贵的香料；胡椒既

是药料，又是香料；苏木是红色染料，没药、血竭、芦荟是名贵的药材；苏泥勃青是陶瓷制作的上好原料；象牙是珍贵的雕刻原材。所有这些，为明朝的造船、陶瓷、丝织、工艺工业和日常生活所必需，从而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这些手工行业的生产，并提高了生产水平和质量。郑和使团每到一地，开读赏赐毕，立即与当地开展各种交换活动，并以满剌加为货物存贮地，分（舟宗）四出，采集各种货物。郑和使团不但带回了与西洋各国交换或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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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来的无数宝石、名香、异药、珍禽，而且领略了各地的风土人情，学习到了西洋各国的舞蹈、绘画艺术和不少抵御疾病的方法，从而大大地丰富了中国人的生活内容，增加了中国的动植物种。

郑和在15世纪初叶的近30年间，率领27000余人的庞大船队，七下西洋，行程十万余里，访问3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历时之长，次数之多，行程之远，船舶之巨，规模之宏壮，影响之深远，堪称世无其匹。木帆船时代的这种远航活动，是在艰难困苦的条件下进行的，随时随地充满着生命危险，时刻面临着生死考验，郑和、船队也是有生命的重大伤亡的。郑和自己总结说：“观夫海洋，洪涛接天，巨浪如山，视诸异域，逥隔于烟雾缥缈之间。而我之云帆高张，昼夜星驰，涉彼狂澜，若履通衢者。”65《周闻墓志铭》则描写道：“西洋诸国，去中华数千万里，鲸波瀰漫天日，遐荒绝域，窅蔑人迹，冒险履危，生还者尠。”66在惊涛骇浪间，郑和和他的船队，冒险履危，，一往无前，谱写了七次远航西洋的壮丽篇章。这种“涉波狂澜，若履通衢”的不畏艰难险阻的英雄气概，不辱使命、竭力国事的民族伟大精神，兢兢业业、恪尽职守的敬业献身精神，开放开拓，“敢为天下先”的创新创造精神，体现了人类始终不渝探索追求的坚强决心和不断实践，构成了世界文明宝库的重要内容，值得后人永远尊敬和怀念。

郑和是十五世纪的杰出外交家、著名航海家，播撒中华声名文物的和平使者，也是当之

无愧的世界文化名人。诚如梁启超所说，是“海上巨人”，为“国史之光”。郑和及其下西洋事业树立了中华民族致力于睦邻友好、和平交往的光辉典范，与哥伦布等人的殖民强盗行径形成鲜明对照。哥伦布“发现”美洲虽然开启了人类文明的新纪元，但哥伦布给美洲原住民带去的是无穷的灾难和野蛮的殖民统治，哥伦布和他的追随者随心所欲地剥削、奴役、摧残、杀戮美洲土著印第安人，掳掠、奸淫印第安妇女，将印第安人作为奴隶贩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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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发现”的地方建立殖民地，制定尽情掠夺原住民的苛剥的贡赋制度67。而郑和远航所及，“海道由而清宁，番人赖之以安业”68，给亚非各国带去的是中华声名文物和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郑和和平使者的光辉形象在亚非人民心中熠熠生辉。他的和平外交事业既是中国人民酷爱和平的象征，又是中华民族对世界和平作出的重要贡献，是“中华民族在历史上就致力于同各国人民的友好往来，进行经济和文化交流，共同创造美好的未来”的具体体现。从这个意义上说，郑和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诚如金叔平、吴志良所言，郑和“船队分（舟宗）后并不具有任何军事威慑作用”69。也如美国人李露晔（Louise Levathes）所认为：在郑和下西洋的“三十年之中……中国也在整个印度洋上伸展了政治空间和影响力。当时世界上的一半已经在中国的掌握之中，加上一支无敌的海军，如果中国想要的话，另外一半并不难成为中国的势力范围。在欧洲大冒险、大扩张时代来临之前的一百年，中国有机会成为世界的殖民强权”；“尽管中国人对宝船船队远航期间，许多人死在郑和手里感到不安，但郑和对公元十七、十八世纪的海外华人而言，终究还是以一种庇护者的形象出现，成为亚洲的圣克里斯多弗，崇祀他的庙宇遍及东南亚”70。 历史事实充分说明，郑和及其船队是以和平友好的力量出现在世人面前的。

郑和和平使者的光辉形象照耀寰宇，流芳后世，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也为郑和使团所及地区人民所深深怀念。《明史·郑和传》谓：“自和后，凡将命海表者，莫不盛称和夸外番。”郑和是中华民族奉行和平外交的杰出代表。郑和下西洋所及之地，至今留传着大量美好的传说、丰富的遗存遗迹，光辉形象争相传颂。世界各地有关郑和的美好传说和丰厚遗存，反映了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人们的良好愿望。郑和下西洋所到之处，有关中国人航海活动的说法，引起了后来到达那些地方的西方航海者的注意，促进了对东方中国的认识71。

郑和下西洋是世界航海史上的壮举，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郑和下西洋毕竟是明初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只能在当时内外政策的范围内活动，为最高统治者的意志所左右，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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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时代的局限，有其值得讴歌、充分肯定的一面，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某些不足取的一面，既要将它置于具体的历史时代，看到它的丰功伟绩、深远影响，又要将它放在中国历史发展的长时段中，看到它没有经济动因的一面，吸取它不重经济效益的教训；既要看到它世界航海壮举的一面，又要看到它毕竟没有开启世界历史新时代的局限性。

许道龄、李晋华分别撰写《关于郑和下西洋性质之讨论》参与讨论，许文见《禹贡》5卷10期，李文见《禹贡》6卷1期。 李长傅：《中国殖民史》，商务版，1937年。 ㈢

吴晗：《十六世纪前之中国与南洋》，《清华学报》11卷1期，1936年。 ㈣

童书业：《关于郑和下西洋性质之讨论》，《禹贡》6卷2期，1936年；《重论郑和下西洋事件之贸易性质》，《禹贡》7卷1、2、3合期，1937年。 ㈤

梁方仲：《明代国际贸易与银的输出入》，《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6卷2期，1939年12月。 ㈥

刘铭恕：《郑和航海事迹之再探》，《中国文化研究汇刊》3卷，1943年9月。 ㈦

陈得芝：《试论郑和下“西洋”的两重任务》，《历史教学问题》1959年第3期。 ㈧

周钰森：《郑和航路考》，台北海运出版社，1959年。 ㈨

徐鳌润：《郑和航海与文化交流》，《中央日报》1968年7月11日。 ㈩

《“郑和航海与文化交流”之商榷》，《中国学人》1972年6月3期。 11 朱伯康：《关于郑和七下西洋》，《复旦学报》1984年3期。 12 刘伯午：《郑和下西洋船队与明初海外关系的发展》，《内蒙古财经学院学报》1980年1期。 13 范金民：《郑和下西洋动因初探》，《南京大学学报》1984年4期。 14 郑鹤声、郑一钧：《郑和下西洋简论》，《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3年1期；杨熺：《郑和下西洋目的略考》，《大连海运学院学报》1980年2期。 15 韩振华：《论郑和下西洋的性质》，《厦门大学学报》1958年1期。 16 田培栋：《明朝前期海外贸易研究》，《北京师院学报》1983年4期。 17 杨翰球：《十五至十七世纪中西航海贸易势力的兴衰》，《历史研究》1982年5期。 18 杨熺：《郑和下西洋目的略考》，《大连海运学院学报》1980年2期。 19

冯尔康：《“郑和下西洋”的再认识——兼论“下西洋”与封建专制政治的关系》，《南开史学》1980年2期。 20 郑鹤声、郑一钧：《郑和下西洋简论》，《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3年1期。 21 洪焕椿：《论明初对外政策和郑和下西洋》，《南京大学学报》1984年4期。 22 唐文基：《明初的经济外交与郑和下西洋》，《福建师范大学学报》1985年4期。 23 庄从勇、时平：《明初海军与郑和下西洋》，《郑和研究》第15期。 24 陈尚胜：《明初海防与郑和下西洋》，《南开学报》1985年5期。 25 施存龙：《海上示威，意在倭寇》，《郑和研究》1994年1期。 26 《明史》卷三二五《外国五·三佛齐》。 27 《明成祖实录》卷一0。 28 《明成祖实录》卷二六。

29 本文所引孟席斯的表述，均为鲍家庆中译本。 30 金国平、吴志良：《〈1421年——中国发现世界〉中葡萄牙史源之分析》，《九州学林》2卷1期，2004年春季号。 31 金国平、吴志良：《〈1421年——中国发现世界〉中葡萄牙史源之分析》，《九州学林》2卷1期，2004年春季号。 32 束世澂《郑和南征记》（青年出版社，1941年3月）称：“从这段记载，可知郑和在正月底送第一批出发，洪保送第二批出发。所以洪保去时敕知郑和照例给赐，这是通知已到南洋的郑和。郑和此时早离国而奔走使命了。假使各番使臣还在京，而郑和还未出发，如有赏赐，应当命礼部关给，不能敕郑和给与。因为郑和只能奉命到各国后给与赏赉，没有在国都赏赐外使的职权。郑和下番，当然在南洋有通信的设置，可与政府通消息。冯承钧〈中国南洋交通史〉（商务版，1937年1月，第99页）也认为：“和先于十九年春率大（舟宗）宝船出发，洪保于同年十月率分（舟宗）继往。”郑一钧《论郑和下西洋》（海洋出版社，1985年6月，第309-310页）在叙述这次出使的经过时，不但沿用束世澂的看法，而且认为“郑和船队要依次访问阿拉伯诸国，一次季风只能 达于半途，必待第二年之原一季风来临，才能接着走完全程。……郑和为了赶季风，接到命令后只好急忙兼程出发，因此十六国中也有赶办不及，未能同郑和一起出发的。这样，只有在郑和于正月底送出第一批后，第二批启程的使节，便于当年十月趁冬季季风刚开始之际，命令洪保等护送回还，仍由郑和负责依例赏赐各番国”。笔者暂且借用这种看法，认为郑和在于永乐十九年正月接到下洋敕令后即随十六国中的部分使节先行出访。 33 笔者注：“纱”字当为“钞”字之误。

34 清初钞本《针位编》残卷向达藏本，冯承钧《 瀛涯胜览 校注》序，中华书局，1955年。 35 《明太宗实录》卷一二八载：“永乐二十二年正月甲辰，旧港故宣慰使施进卿之子济孙遣使丘彦成请袭父职，并言旧印为火所毁。上命济孙袭宣慰使，赐纱帽、银花、金带、金织、文绮、银印，令中官郑和赍往给之。”

㈠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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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曾：《读书敏求记》卷二《别志》，书目文献出版社1984年丁瑜点校本，第66页。 37 《明武略将军太仓卫副千户尚侯声远墓志铭》。铭文拓片承原太仓市博物馆沈鲁民先生提供，顺致谢忱。 38 范德：《世界史中的明史研究》，房琴译，《明史研究论丛》第6辑，黄山书社，2004年7月。 39 《汉书·地理志》下谓：“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国，汉之译使自此还矣。” 40 以上见陈得芝《元代海外交通与明初郑和下西洋》，《郑和下西洋论文集》第二集，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 41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三三一《四裔八》。 42 朱彧：《萍洲可谈》卷二。《四库全书》本。

43 以上见陈得芝《元代海外交通与明初郑和下西洋》，《郑和下西洋论文集》第二集，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 44 《顺风相送·序》，《两种海道针经》，向达校注，中华书局1982年第2次印刷本，第22页。

45 《海底簿》手抄本，见庄为玑《古剌桐港》上册第80页，转引自郑鹤声、郑一钧编《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下册第252页，齐鲁书社，1989年。

46 《宁波温州平阳石矿流水表》，福建集美航海学校收集，转引自郑鹤声、郑一钧编《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下册第253页，齐鲁书社，1989年。文中所引文字疑微有讹误，笔者重作断句。 47 巩珍：《西洋番国志》自序。中华书局1961年向达校注本。 48 金国平、吴志良：《〈1421年——中国发现世界〉中葡萄牙史源之分析》，《九州学林》2卷1期，2004年春季号。

49 以上关于世界地理大发现的过程及观点，主要引用张箭《地理大发现研究[15-17世纪]》第77-145页，商务印书馆，2002年；其中关于哥伦布的美洲航行参见塞·埃·莫里森著《哥伦布传》第308-325页，商务印书馆陈太先、陈礼仁中译本，1998年。 50 南炳文：《关于15-16世纪世界性大航海的几点浅见——纪念郑和远航开始600周年》，《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4年第6期。 51 金国平、吴志良：《〈1421年——中国发现世界〉中葡萄牙史源之分析》，《九州学林》2卷1期，2004年春季号。 52 巩珍：《西洋番国志》自序。 53 《明史》卷三三二《西域传》。中华书局1974年标点本。 54 《明史》卷三0四《侯显传》。 55 长乐南山寺《天妃之神灵应记》，巩珍《西洋番国志》向达校注本所附原碑文。 56 长乐南山寺《天妃之神灵应记》。

57 《明太宗实录》卷一二上，洪武三十五年九月戊子。 58 马欢：《瀛涯胜览·旧港》。冯承钧校注本，中华书局，1955年。 59 《明太宗实录》卷五二。 60 费信：《星槎胜览》前集《旧港》。冯承钧校注本，中华书局，1954年。 61 胡广：《浡泥国恭顺王墓碑》，《皇明文衡》卷八一。《四部丛刊》本。 62 《明史》卷七八《食货二》。

63 散见马欢《瀛涯胜览》各条。冯承钧《瀛涯胜览》校注本。 64 散见《瀛涯胜览》各条。《瀛涯胜览》冯承钧校注本。 65 长乐南山寺《天妃之神灵应记》，巩珍《西洋番国志》向达校注本所附碑文。 66 《明武略将军太仓卫副千户尚侯声远墓志铭》。此碑文承原太仓博物馆沈鲁民先生见示拓片，深致谢意。

67 有关哥伦布对美洲原住民的暴行，可以参见James W. Loewen，”Lies My Teacher Told Me”, The New Press, New York 1995 。 68 《娄东刘家港天妃宫石刻通番事迹记》，巩珍《西洋番国志》向达校注本所附原碑文。 69 金国平、吴志良：《〈1421年——中国发现世界〉中葡萄牙史源之分析》，《九州学林》2卷1期，2004年春季号页。 70 李露晔：《当中国称霸海上》（When China Ruled the Seas），邱仲麟中译本，台北远流出版公司，2000年，楔子第4页， 正文第315页。

71 参见金国平、吴志良：《〈1421年——中国发现世界〉中葡萄牙史源之分析》，《九州学林》2卷1期，2004年春季号。

作者系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全国郑和下西洋600周年纪念活动筹备领导小组办公室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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