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心写的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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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桔灯

这是十几年以前的事了。

在一个春节前一天的下午，我到重庆郊外去看一位朋友。

她住在那个乡村的乡公所楼上。走上一段阴暗的仄仄的楼梯，进到一间有一张方桌和几张竹凳、墙上装着一架电话的屋子，再进去就是我的朋友的房间，和外间只隔一幅布帘。她不在家，窗前桌上留着一张条子，说是她临时有事出去，叫我等着她。

我在她桌前坐下，随手拿起一张报纸来看，忽然听见外屋板门吱地一声开了，过了一会，又听见有人在挪动那竹凳子。我掀开帘子，看见一个小姑娘，只有八九岁光景，瘦瘦的苍白的脸，冻得发紫的嘴唇，头发很短，穿一身很破旧的衣裤，光脚穿一双草鞋，正在登上竹凳想去摘墙上的听话器，看见我似乎吃了一惊，把手缩了回来。我问她：“你要打电话吗？”她一面爬下竹凳，一面点头说：“我要××医院，找胡大夫，我妈妈刚才吐了许多血！”我问：“你知道××医院的电话号码吗？”她摇了摇头说：“我正想问电话局”我赶紧从机旁的电话本子里找到医院的号码，就又问她：“找到了大夫，我请他到谁

家去呢？”她说：“你只要说王春林家里病了，她就会来的。”

我把电话打通了，她感激地谢了我，回头就走。我拉住她问：“你的家远吗？”她指着窗外说：“就在山窝那棵大黄果树下面，一下子就走到的。”说着就登、登、登地下楼去了。

我又回到里屋去，把报纸前前后后都看完了，又拿起一本《唐诗三百首》来，看了一半，天色越发阴沉了，我的朋友还不回来。我无聊地站了起来，望着窗外浓雾里迷茫的山 景，看到那棵黄果树下面的小屋，忽然想去探望那个小姑娘和她生病的妈妈。我下楼在门口买了几个大红桔子，塞在手提袋里，顺着歪斜不平的石板路，走到那小屋的门口。

我轻轻地叩着板门，刚才那个小姑娘出来开了门，抬头看了我，先愣了一下，后来就微笑了，招手叫我进去。这屋子很小很黑，靠墙的板铺上，她的妈妈闭着眼平躺着，大约是睡着了，被头上有斑斑的血痕，她的脸向里侧着，只看见她脸上的乱发，和脑后的一个大髻。

门边一个小炭炉，上面放着一个小沙锅，微微地冒着热气。这小姑娘把炉前的小凳子让我坐了，她自己就蹲在我旁边，不住地打量我。我轻轻地问：“大夫来过了吗？”她说：“来过了，给妈妈打了一针 她现在很好。”她又像安慰我似地说：“你放心，大夫明早还要来的。”我问：“她吃过东西吗？这锅里是什么？”她笑说：“红薯稀饭――我们的年夜饭。”我想起了我带来的桔子，就拿出来放在床边的小矮桌上。她没有作声，只伸手拿过一个最大的桔子来，用小刀削去上面的一段皮，又用两只手把底下的一大半轻轻地揉捏着。

我低声问：“你家还有什么人？”她说：“现在没有什么人，我爸爸到外面去了” 她没有说下去，只慢慢地从桔皮里掏出一瓤一瓤的桔瓣来，放在她妈妈的枕头边。

炉火的微光，渐渐地暗了下去，外面变黑了。我站起来要走，她拉住我，一面极其敏捷地拿过穿着麻线的大针，把那小桔碗四周相对地穿起来，像一个小筐似的，用一根小竹棍挑着，又从窗台上拿了一段短短的蜡头，放在里面点起来，递给我说：“天黑了，路滑，这盏小桔灯照你上山吧！”

我赞赏地接过，谢了她，她送我出到门外，我不知道说什么好，她又像安慰我似地说：“不久，我爸爸一定会回来的。 那时我妈妈就会好了。”她用小手在面前画一个圆圈，最后按到我的手上：“我们大家也都好了！”显然地，这“大家”也包括我在内。

我提着这灵巧的小桔灯，慢慢地在黑暗潮湿的山路上走着。这朦胧的桔红的光，实在照不了多远，但这小姑娘的镇定、勇敢、乐观的精神鼓舞了我，我似乎觉得眼前有无限光明！

我的朋友已经回来了，看见我提着小桔灯，便问我从哪里来。我说：“从从王春林家来。”她惊异地说：“王春林，那个木匠，你怎么认得他？去年山下医学院里，有几个学生，被当作共产党抓走了，以后王春林也失踪了，据说他常替那些学生送信”

当夜，我就离开那山村，再也没有听见那小姑娘和她母亲的消息。 但是从那时起，每逢春节，我就想起那盏小桔灯。十二年过去了，那小姑娘的爸爸一定早回来了。她妈妈也一定好了吧？因为我们“大家”都“好”了

《海恋》

许多朋友听说我曾到大连去歇夏，湛江去过冬，日本和阿联去开会，都写信来说：“你又到了你所热爱的大海旁边了，看到了童年耳鬓厮磨的游伴，不定又写了多少东西呢”朋友们的期望，一部分是实现了，但是大部分没有实现。我似乎觉得，不论是日本海，地中海甚至于大连湾，广州湾，都不像我童年的那片“海”，正如我一生中最好的朋友，不一定是我童年耳鬓厮磨的游伴一样。我的童年的游伴，在许多方面都不如我长大以后所结交的朋友，但是我对童年的游伴，却是异样地熟识，异样地亲昵。她们的姓名、声音、笑貌、甚至于鬓边的一绺短发，眉边的一颗红痣，几十年过去了，还是历历在目！越来越健忘的我，常常因为和面熟的人寒暄招呼了半天还记不起姓名，而暗暗地感到惭愧。因此，对于涌到我眼前的一幅一幅童年时代的、镜子般清澈明朗的图画，总是感到惊异，同时也感到深刻的喜悦和怅惘杂糅的情绪――这情绪，像一根温柔的针刺，刺透了我的纤弱嫩软的心！

谈到海――自从我离开童年的海边以后，这几十年之中，我不知道亲近过多少雄伟奇丽的海边，观赏过多少璀璨明媚的海景。如果我的脑子里有一座记忆之宫的话，那么这座殿宇的墙壁上，不知道挂有多少幅大大小小意态不同、神韵不同的海景的图画。但是，最朴素、最阔大、最惊心动魄的，是正殿北墙上的那一幅大画！这幅大画上，右边是一座屏幛似的连绵不断的南山，左边是一带围抱过来的丘陵，土坡上是一层一层的麦地，前面是平坦无际的淡黄的沙滩。在沙滩与我之间，有一簇依山上下高低不齐的农舍，亲热地偎倚成一个小小的村落。在广阔的沙滩前面，就是那片大海！这大海横亘南北，布满东方的天边，天边有几笔淡墨画成的海岛，那就是芝罘岛，岛上有一座灯塔。画上的构图，如此而已。

但是这幅海的图画，是在我童年，脑子还是一张纯素的白纸的时候，清澈而敏强的记忆力，给我日日夜夜、一笔一笔用铜钩铁划画了上去的，深刻到永不磨灭。

我的这片海，是在祖国的`北方，附近没有秀丽的山林，高悬的泉瀑。冬来秋去，大地上一片枯黄，海水也是灰蓝灰蓝的，显得十分萧瑟。春天来了，青草给高大的南山披上新装，远远的村舍顶上，偶然露出一两树桃花。海水映到春天的光明，慢慢地也荡漾出翠绿的波浪

这是我童年活动的舞台上，从不更换的布景。我是这个阔大舞台上的“独脚”，有时在徘徊独白，有时在抱膝沉思。我张着惊奇探讨的眼睛，注视着一切。在清晨，我看见金盆似的朝日，从深黑色、浅灰色、鱼肚白色的云层里，忽然涌了上来;这时，太空轰鸣，浓金泼满了海面，染透了诸天。渐渐地，声音平静下去了，天边漾出一缕淡淡的白烟，看见桅顶了，看见船身了，又是哪里的海客，来拜访我们北山下小小的城市了。在黄昏，我看见银盘似的月亮，颤巍巍地捧出了水平，海面变成一道道一层层的，由浓墨而银灰，渐渐地漾成闪烁光明的一片。淡墨色的渔帆，一翅连着一翅，慢慢地移了过去，船尾上闪着桔红色的灯光。我知道在这淡淡的白烟里，桔红色的灯光中，都有许多人――从大人的嘴里，从书本、像《一千零一夜》里出来的、我所熟识的人，他们在忙碌地做工，喧笑着谈话。我看不见他们，但是我在幻想里一刻不停地替他们做工，替他们说话：他们嚓嚓地用椰子壳洗着甲板，哗哗地撒着沉重的渔网;他们把很大的“顶针”套在手掌上，用力地缝一块很厚的帆布，他们把粗壮的手指放在嘴里吮着，然后举到头边，来测定海风的方向。他们的谈话又紧张又热闹，他们谈着天后宫前的社戏，玉皇顶上的梨花，他们谈着几天前的暴风雨这时我的心就狂跳起来了，我的嘴里模拟着悍勇的呼号，两手紧握得出了热汗，身子紧张得从沙滩上站了起来

我回忆中的景色：风晨，月夕，雪地，星空，像万花筒一般，瞬息千变;和这些景色相配合的我的幻想活动，也像一出出不同的戏剧，日夜不停地在上演着。但是每一出戏都是在同一的，以高山大海为背景的舞台上演出的。这个舞台，绝顶静寂，无边辽阔，我既是演员，又是剧作者。我虽然单身独自，我却感到无限的欢畅与自由。

这些往事，再说下去，是永远说不完的，而且我所要说的并不是这些。我是说，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童年往事，快乐也好，辛酸也好，对于他都是心动神移的最深刻的记忆。我恰巧是从小亲近了海，爱恋了海，而别的人就亲近爱恋了别的景物，他们说起来写起来也不免会“一往情深”的。其实，具体来说，爱海也罢，爱别的东西也罢，都爱的是我们自己的土地，我们自己的人民！就说爱海，我们爱的决不是任何一片四望无边的海。每一处海边，都有她自己的沙滩，自己的岩石，自己的树木，自己的村庄，来构成她自己独特的、使人爱恋的“性格”。她的沙滩和岩石，确定了地理的范围，她的树木和村庄，标志着人民的劳动。她的性格里面，有和我们血肉相连的历史文化、习惯风俗。她是属于我们的，我们是属于她的，她孕育了我们，培养了我们;我们依恋她，保卫她，我们愿她幸福繁荣，我们决不忍受人家对她的欺凌侵略。就是这种强烈沉挚的感情，鼓舞了我们写出多少美丽雄壮的诗文，做出多少空前伟大的事业，这些例子，古今中外，还用得着列举吗？

还有，我爱了童年的“海”，是否就不爱大连湾和广州湾了呢？决不是的。我长大了，海也扩大了，她们也还是我们自己的海！至于日本海和地中海――当我见到参加反对美军基地运动的日本内滩的儿童、参加反抗英法侵略战争的阿联塞得港的儿童的时候，我拉着他们温热的小手，望着他们背后蔚蓝的大海，童年的海恋，怒潮似地涌上心头。多么可爱的日本和阿联的儿童，多么可爱的日本海和地中海呵！

一九六二年九月十八夜，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