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早期诗歌的艺术特色

革命的浪漫主义精神和手法，是郭沫若早期诗歌、特别是《女神》的艺术特色。不同于鲁迅那对现实社会作深刻的观察之后给以尖锐的揭露、细致的剖析，郭沫若是以诗人自己奔放的热情，对旧制度旧传统的背叛和诅咒，以及对自由理想和进步事物的激情赞颂、放怀高歌为特色的。

郭沫若早期诗歌中的革命浪漫主义精神是以现实为基础的，同时又是具有继承性的。十月革命的启示，“五四”精神的冲击，使诗人把山岳一般的民族积愤、个人积愤，在爱国主义精神的统摄下，火山似的爆发出来。这种浪漫主义激情，不但跟“五四”精神有密切的联系，同时也继承了中外的积极浪漫主义传统。《女神》中，那种无情地否定黑暗现实，努力地追求光明的精神，以及奔放不羁、纵横驰骋的风格，可以明显地看出我国古代诗人屈原和外国诗人惠特曼、拜伦等的影响。正是“五四”精神的培育，民族的和外国的积极浪漫主义传统对诗人的影响，并通过他的爱国主义激情的融铸，使《女神》和早期诗歌开放出具有独特风格的崭新的革命浪漫主义的奇花。

郭沫若早期的诗歌中，革命浪漫主义是突出的、主导的方面，但又是以现实为基础的。例如《凤凰涅槃》中，对自由、和谐、华美、芬芳的歌颂，对新生和理想的追求，正是基于对屠场、囚牢、坟墓、地狱的旧中国的认识和否定。否定是追求的开端，他的浪漫主义的烈火，是燃烧在现实的土壤上的。

随着郭沫若的思想和艺术的发展变化，《星空》和《瓶》这两部诗集里所反映出来的思想上的矛盾和消极因素，使这时的浪漫主义带有复杂、矛盾的内容。在《前茅》和《恢复》中，现实主义成分逐渐增加了，主观感情的抒发相对地减少。但它们基本上还是以抒发诗人的感受、理想为主要内容的。因而从创作方法上看，它们都应该属于革命浪漫主义的范围。 郭沫著诗歌的艺术特点是非常鲜明突出的。

首先，诗中充满火山爆发似的激情，顶天立地般的气势。那磅礴的气派，像狂涛巨浪一般，荡涤一切污泥浊水；那高昂的基调，似洪钟急撞，春雷顿发，摇撼山岳，振奋心灵。他要把布满屠场、囚牢、坟墓、地狱的旧中国，用一把火化为灰烬！他要那浩荡无边的太平洋来冲刷黑暗的地球！他要像电流一样飞跑，大海一样狂叫，烈火一样燃烧！他面对东海，向祖国，向长城，向俄罗斯，向金字塔，向大西洋高呼晨安！他要放开胸怀，吞掉整个日月星球和茫茫宇宙，并要再创造一个照彻天外世界天内世界的太阳和芬芳华美无限美好的世界。他要不断破坏，不断创造，不断努力，直到在那“腥风血雨”的夜间，举起鲜红的寿酒，迎

来“新生的宇宙”！这种暴躁凌厉，狂飙突进的风格，不同程度地贯穿在郭沫若早期的全部诗歌创作中，而在《女神》中表现得尤为强烈和突出。在那革命的、暴风雨的“五四”时代，这些战斗的革命浪漫主义的诗篇，是投向敌人的手榴弹，也是鼓动冲锋的战鼓，在“五四”文学革命中，发生了巨大的影响。

其次，诗中表现了热情呼啸、锋芒毕露、鲜明突出的“自我”形象。这个形象，是一个叛逆者、追求者的形象，是一个“脱了壳的蝉虫”（《浴海》），他要彻底摆脱旧有的一切枷锁和传统的束缚。这个“自我”形象，不只是作者个人，而且有广泛的概括性，是具有时代特征的革命知识分子的典型。在“五四”时期，一般具有革命愿望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由于受到五四运动和十月革命的影响，产生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要求个性解放的思想。郭沫若为他们喊出了最响亮的叛逆的声音。诗人的叛逆性格，“五四”的时代精神，在相当程度上，正是通过这种大胆豪放的“自我”的抗议、诅咒、理想、欢呼而表现出来的，不仅在《女神》时代，而且在整个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诗人在创作中所表现的“自我”形象，对革命知识分子来说，都具有典型的意义，不过思想内容已经在逐渐发生质的变化。

从我国古代的历史故事和神话传说中吸取英雄事迹和壮美精神作为题材，来抒发自己的理想，表达时代精神，从而为现实斗争服务，这是诗人创作的另一艺术特点。郭沫若的早期诗歌中，如《女神之再生》、《湘累》、《棠棣之花》、《凤凰涅槃》、《我想起了陈涉吴广》等，都是取材于我国古代的神话传说和历史故事；但并不是复制过去的图画，并不局限于历史的事实，而是通过艺术想象和夸张的方式，用时代精神和主观理想加以酿造和丰富，即所谓“借古人的骸骨，另行吹嘘些生命进去”，使古代的东西，为现实斗争服务。诗中的英雄人物，实际上就是诗人自己的化身。他们的理想、行动，实际上就是诗人的“夫子自道”，或者是对现实斗争的直接反应。不难看出：凤凰的火中自焚和新生，在某种意义上说，它也象征着对旧“我”否定后的新生；《湘累》中那充满叛逆精神和爱国主义思想的屈原形象，正是诗人自己的形象；对千百年前农民革命领袖陈涉、吴广的歌颂，更是直接地、公开地借古代英雄来鼓动广大被压迫的工农，举起镰刀、斧头、飞枪、利炮来进行革命。这些历史题材的诗篇，不但显示了诗人独特的艺术才华，更主要的是表现了诗人炽热的革命的和爱国主义的感情。

形式的彻底解放和新颖多姿，也是诗人创作的显著特色。郭沫若的诗歌，不但在内容上燃烧着“五四”精神，独步无双，在形式上也进行了彻底革命，冲破了一切旧格律、旧程式、旧传统和新“套子”的束缚。他主张形式上的自由创造，要“打破一切诗的形式来写自己能够够味的东西”。诗人不让形式的套子来束缚住自己思想的翅膀，或行或止，完全服从感情

自然流泄的需要。他以自己的思想情绪自由支配诗行，以情绪的旋律来选择诗的旋律。他把诗剧引入诗的领域，并使它在叙事抒情上揉得水乳交融。他用粗犷激昂的呼号，写出了《天狗》、《晨安》、《我是一个偶像崇拜者》，来表达那暴风雨般的激情。他用谨严的诗行，来传达心中缠绵悱恻的爱情。叙事长诗《凤凰涅槃》，自由奔放，长达三百多行；而抒情短诗《鸣蝉》，含蓄情深，只有短短三句。《霁月》、《江湾即景》，清新恬淡；《春愁》、《离别》、《晴朝》、《雨后》又带着古风和词曲的色彩。总之，自由创造，不拘一格，使郭沫若的诗作达到了内容和形式的和谐统一。

想象丰富、色彩瑰丽也是郭沫若诗歌的艺术特点。在《女神》和其他作品中，那种新奇富丽的想象和大胆的艺术夸张，给作品增加了显著的艺术感染力。在诗人眼里，“到处都是生命的光波”，“海也在笑，山也在笑，太阳也在笑，地球也在笑”（《光海》）；云衣灿烂的夕阳，涨红着脸庞被她心爱的情郎海水拥抱去了（《日暮的婚筵》）；《天上的市街》，用想象的画笔给我们描绘了繁华幻美的天街；《地球，我的母亲》，用深情的歌声，赞颂了慈祥俊美的大地。在语言上，诗人搜尽一切奇丽新颖的词藻，表现了自然的丰富姿色，描绘了用感情绣出的锦纹。这样，就构成了作品中独特的形象，五彩缤纷的色彩，生机蓬勃的气息。

但是，由于诗人过分追求新奇，有些诗中不免表现出若干唯美主义的色彩。不必要地引入一些外国词语，读起来不顺口，也影响了文学语言的纯朴。由于在激情冲击之下，直泻无遗，有些诗显得比较粗糙，雄浑有余，深厚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