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胡适到雷震、殷海光及李敖

一般来说，一个社会在特定的发展阶段，相应于它所面对的内外环境，会形成某种特定的政治论述，一则藉以澄清它所必须处理的政治问题，二则藉以凝聚关于政治价值的共识。这种论述的发展与演变、积累，构成了一个社会的政治集体意识的历史，对于其成员的自我认知与迈步方向有相当的影响。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副研究员钱永祥认为，五十年来对于台湾的政治意识起过较大定调作用的论述，大概主要是“自由主义”与“国族主义”。

从胡适到雷震、殷海光及李敖，这条思想脉络也许可以折射自由主义在台湾的起承转合。《自由中国》时代

“从1949年国民党来台湾，一直到国民党政权落到李登辉手上，这是一个由国民党统治的漫长时期。如果说台湾有过一股自由主义力量的话，这个力量的身份是非常明确的，就是因为国民党而生存、也因为国民党的失势而消失。”钱永祥说，“如果说台湾有所谓自由主义的论述、自由主义的思潮、自由主义的言论的话，那么，那是从《自由中国》半月刊开始的。”

1949年1月，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节节败退。雷震与胡适、王世杰、杭立武等开始筹备《自由中国》杂志。11月20日，《自由中国》半月刊在台北创刊，胡适挂名发行人，雷震为实际负责人。

从创刊始，《自由中国》半月刊一直受到胡适的很大影响。胡适是20世纪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一位中心人物。从哲学、史学、文学到政治、宗教、道德、教育，无论是誉是谤，没有人可以完全忽视他的存在。

关于自由主义，他的阐述非常精到：“总结起来，自由主义的第一个意义是自由，第二个意义是民主，第三个意义是容忍——容忍反对党，第四个意义是和平的渐进改革。”这些理念无不体现在他的行为选择中。

总的来说，胡适与蒋介石之间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但又不失其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立场，他几乎不接受政府的官职。惟一的例外是抗战爆发后，胡适为赴国难，出任中国驻美大使。抗战胜利后，胡适出任北京大学校长。1948年底，国共内战进入战略性的转折阶段，解放军即将进入北平，蒋介石派专机接胡适等北平学人南下。而后胡适赴美讲学。

1949年国民党迁台后，随着局势逐渐稳定，胡适于1952年11月及1954年2月，两次应邀去台讲演。而此时中国大陆正发起对胡适思想的全面批判，以清除胡适思想的影响。

1958年4月，经蒋介石力邀，胡适同意赴台定居并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以推动学术研究。在台北的最后五年，胡适主张自由、理性的思想在台湾发挥影响，并鼓舞出新的实践力量。他支持民主派人士雷震办《自由中国》半月刊，并肯定雷震联合李万居、高玉树等

本省人士组织新政党的计划。

雷震等自由派知识分子创办《自由中国》的初衷，是宣扬自由和民主，对抗共产主义。一开始，蒋介石、陈诚均同意这种做法，甚至提供实质支持。但雷震对共产党的态度更多是出于思想和理论层次，而非权力之争。他认为，多党制、代议制度、反对党监督等民主政治的基本因素是社会长治久安的基石。而蒋介石与国民党右派人士却认为，这套体制不仅无法应对共产党的挑战，反而会为对方提供“进行分化渗透、遂行颠覆阴谋”的空间。

随着客观环境的变迁，双方思想和见解差距渐大，彼此冲突在所难免。

从1957年7月起，《自由中国》以“今日问题”为总标题，连续发表15篇社论，提出反攻无望论，指出国民党借反攻大陆神话而一党独大，为所欲为，残害人权，浪费民族时光、精力。1959年3月，胡适撰写《自由与容忍》一文，表达“容忍比自由更重要”，他甚至鼓励台湾能够出现一个反对党。1959年6 月起，《自由中国》还连续发表多篇文章，反对蒋介石寻求总统三连任动作。蒋介石当过两任总统了，按照当时所谓的“中华民国宪法”，不能再当第三任。

而蒋经国则发动多次言论反击，包括用军方刊物批评《自由中国》。1950年代末，雷震开始跟本土的政治精英接触，组建新政党。1960年他终于遭到逮捕，国民党为其所陷构的罪名是“包庇匪谍”，《自由中国》也遭到停刊的命运。（相关内容见《“雷震案”始末》）

在1950年代，《自由中国》奠定了台湾日后谈论自由主义的基础，其主要诉求是宪政民主。钱永祥指出，当时的《自由中国》已经涉及到日后台湾政治上所有的问题，而且都讨论得很彻底。比如，有了一部“宪法”，要不要按照这部“宪法”去实行？有了一套司法体制，要不要容许这套司法体制独立？还有宪政法统、反对党、党与国家的关系、党与军队的关系、党与教育的关系、党与司法的关系等等问题。这些都是台湾到了1980年代还没有解决的问题，而《自由中国》从 1950年代就开始谈论。

从1949年创办到1960年停刊，《自由中国》前后11年，开启了台湾的自由主义思潮。

雷震与殷海光

在《自由中国》时代，雷震和殷海光是奠基者和启蒙者。

雷震青年时赴日本留学，并于1917年加入中华革命党。1923年毕业于京都帝国大学法学院政治学系，研究宪法学与政治学，接受现代民主理论的训练。在政治方面，他经验老到。1940年代，雷震深受蒋介石信任，从抗战末期到“行宪”之初，历任“参政会”、“政协”及“制宪国大”的正副秘书长职务，负责各党派的沟通协调，并参与“制宪”工作。即使到了台湾以后，他也几次去香港，与香港的所谓“第三势力”进行沟通和斡旋。

而殷海光没有雷震那样的复杂背景，他是一个学者、一个斗士，有很强烈的信念，很狷介的人格，在《自由中国》里扮演理论家的角色。

殷海光毕业于西南联大，师从金岳霖学习逻辑学。其后曾任《中央日报》主笔、金陵大

学主笔。1949年赴台，8月离开报界，被台湾大学校长傅斯年聘为讲师（1958年升为正教授），11月担任《自由中国》编委。

除了为《自由中国》撰写过多篇逻辑严密、观点犀利的社论和书评、论文，他还翻译了哈耶克的著作《到奴役之路》（即《通往奴役之路》），1953年开始在《自由中国》连载。

殷海光以科学方法、个人主义、民主启蒙精神为准绳，批判当时的国民党“反攻大陆”等论调，为台湾第一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代表。在1960年中国民主党组党运动中，他曾提供理论分析，认为组党乃时势所趋。当时的殷海光与经济学家夏道平同为《自由中国》半月刊的两支健笔，也常因激越批评时政而与执政当局发生冲突。其中社论《大江东流挡不住》是最为有名的。但是在雷震入狱与《自由中国》被查禁后，殷海光的大部分作品也成为禁书。

此后，殷海光进入书斋，潜心进行学术研究。1966年1月，其学术著作《中国文化的展望》由文星书店出版，7月被台湾当局以“反对传统文化精神”等罪名查禁。台湾大学也由于受到当局压力，不再续聘殷海光。1967年，哈佛大学邀其前往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当局也不允许其出境。不久，哈耶克教授来台湾访问，台湾当局也禁止殷海光与之晤谈。同时，殷海光的生活起居也受到监视。殷不堪如此身心双重折磨，1967年不幸罹患胃癌，两年后病逝。

殷海光的思想影响了一大批台湾知识分子。其中不少人成为20世纪七、八十年代台湾反抗国民党统治的风云人物，有的成为知名哲学家、作家、史学家，如李敖、林毓生、陈鼓应等。柏杨、颜元叔、龙应台、司马文武等驰名台湾的言论家，无不受到殷海光思想的指引。

把谁都不放在眼里的李敖，对殷海光却非常尊敬。他说：“先一代的蛟龙人物，陷在这个岛上的，我看来看去，只有两个人够格：一个是胡适，一个就是殷海光。我大学时代，胡适已经老惫，蛟龙气质，已经像丁尼生笔下的《荷马史诗》英雄，无复五四时代的风光；殷海光则如日中天，《自由中国》是1949年冬天创刊的，到1960年冬天停刊，前后11年，殷海光在这11年间，真是蛟龙得水„„”

李敖写道：“国民党自从在大陆失败逃到台湾后，他们检讨失败的原因，可分两派：一派认为专制得不够，今后要多专制才行；一派认为自由民主得不够，今后要抛弃老套，要做深刻的进步的反省才行。做这种反省的人数极少，但最成功的就是殷海光。因为这种反省的成功，有两个条件：第一要有知识，第二要无政治野心。有知识，才知道大江东流挡不住，非得自由民主不可；无政治野心，才能维护理想主义的标准，不把自由民主当做争取政治地位的手段，而当做一种目的。我认为殷海光最有这两个条件，所以反省得最成功，在《自由中国》的表现上最出色„„”

《文星》与李敖

1957年创刊的《文星》杂志开始并没有引起人们注意，直到1962年前后，李敖在上面发表《播种者胡适》等文章后，才在台湾各界引起了轰动。胡适去世时，《文星》杂志纪念胡适的专号再版了三次。从此以后，《文星》成为了台湾最重要的文化刊物。李敖发挥了很大的作用。1965年《文星》遭查禁，次年李敖本人的作品《孙逸仙与中国西化医学》、《传统下的独白》等书也开始被封杀。

钱永祥回忆说：“当时我正好刚开始念书，李敖的《传统下的独白》等，在学生圈里震动很大，好像眼睛一下子睁开了，那时的李敖是文化英雄，没话说的！对我们这一代人，包括比我大一些的那一代人，形成很大的冲击。”

钱永祥也是殷海光思想的追随者。当年他在台大哲学系读大四时，与陈鼓应、王晓波等老师一起，抗议白色恐怖，被校方以“大过处分”严惩，又被带往“警总”关押六天。这是震惊中外的“台大哲学系事件”前奏的一个小小插曲。而今日，他的研究专业是西方政治思想史和政治哲学，另外也研究黑格尔与马克思，对西方自由主义思潮尤有独到的观察。

钱永祥说，那时的李敖站在现代化的角度，批评中国传统的文化与社会。作为一个文化批评者，他不太谈论当时的政治、经济与社会议题。他对中国文化的批判，基本上是站在现代化、西化的角度，其中有不少自由主义成分。

“是顽童、是战士、是善霸、是文化基督山、是社会罗宾汉、是侠骨柔情的大作家兼大坐牢家；另一方面，他是坦白的思想家、挖黑的历史家，同时是黑白分明的文章大家。”这是外界对李敖的总体评价。

而中国大陆的李敖研究者陈才生认为，李敖是中国台湾当代一个比较典型的自由主义文人，是一位特立独行的思想家。从梁启超、严复、胡适、蔡元培、傅斯年以来，自由主义在中国开始得到发展。李敖是在《自由中国》影响下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而且他有自己的思想，这些思想有继承胡适、殷海光的部分，也有超越前贤的地方，而且他的思想是一以贯之的。

李敖也曾拿自己和胡适、殷海光比较。他说：“我在台大时，所佩服的在台湾的前辈人物，只是胡适、殷海光而已。我后来的发展，和他们比较起来，可这样说：胡适得其皮，殷海光得其肉，真正皮肉相连的，是硕果仅存的李敖。李敖的际遇比胡适、殷海光坏得多：第一，胡适、殷海光出道时，整个原野是大陆，李敖只剩下台湾；第二，胡适、殷海光有正当职业，并且是大学教授，李敖却一直被封杀；第三，胡适、殷海光赶上知识分子被尊敬的最后一代，李敖则碰到经济挂帅、武士刀挂帅、知识分子不帅的时代；第四，胡适、殷海光都没因思想和先知坐牢，李敖却饱受皮肉之苦。所以，李敖虽然皮肉相连，却生不逢时，也不逢地„„”

1965年12月，《文星》杂志停刊。1968年1月出现的《大学杂志》顶上了空缺。其中的胡佛、杨国枢等都是刚留学回来的社会科学家，在学生中间有一定的影响。1973年元月，该杂志因内部成员复杂，意见、立场不统一而停刊。1975年创办的《中国论坛》则以《大学杂志》旧人为班底，集结了1970 年代与1980年代学成回国的自由派的中年、青年学者，产生过很大的影响力。后来，在1987年台湾“解严”的前后（1987年7月15日，台湾当局正式宣布解除长达38年的戒严），发挥了很大的舆论、学理功能，对青年学生也有一定的启蒙式影响。

但钱永祥认为：“从《文星》到《大学杂志》，基本上属于强弩之末，这个强弩之末的意思不是说他们对社会的影响不大，而是说他们自由主义观点的陈述，都是从《自由中国》继承而来的。他们添加了现代化、现代主义、社会科学之类的新主题与新的语汇，但是就政治论述的基调而言，仍然承继的是《自由中国》。而《中国论坛》和《大学杂志》一样，就论述的基调、开启的议题、运用的思想资源和概念、设定的价值几方面而言，我觉得《中国论坛》

仍然没有超出《自由中国》的论述范围。”

台湾自由主义的转型

1975年是台湾很重要的一个转折点。当时出版了一份刊物《台湾政论》，由康宁祥、黄信介主办。在这之前，《自由中国》、《文星》、《大学杂志》，都是外省籍的知识分子办的，而《台湾政论》是近代台湾历史上第一次由本土籍的政治人物来主持的一份刊物，对政府进行批评。钱永祥指出，《台湾政论》是台湾整个“党外运动”的第一声。虽然它很快被禁掉了，可是此后发生了许多事情，比如1977年的“中坜事件”、1979年的“《美丽岛》事件”。

钱永祥将1975年至1985年称为“转型期”。它代表本土籍的政治人物涌现出来，同时还带出了一大批在国民党统治下成长的年轻人，这批人在政治上有强烈、坚定的信仰和兴趣。而从1985年以后，台湾的自由主义开始受到国族主义的强大压力，台湾自由主义也失落了批判的方向。

他说，中国自由主义一向简单朴素，道德性格高过政治性格、思想性格，一直到殷海光都是如此。这样的自由主义，只有在面对着一个实施高压政策的政权，才能最发挥它的作用，激发它去对这个政权做出批评。否则，这种自由主义就找不到批评的立足处了。

看到自由主义在台湾的困境，我们不得不回到胡适。他在1948年所写的短文《自由主义是什么？》中说：“基本权利是自由，多数人的统治是民主，而多数人的政权能够尊重少数人的基本权利才是真正自由主义的精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