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漱渝

2012-05-08人民政协网

编者按:

“文化”与“历史”相依共存，谁也无法把它们剥离分开。中国千年的足迹，很大一部分由文字继承下来。这里面包含了它们的生活轨迹，也展现了当时的精神世界。陈漱渝委员为我们讲解了现代文学研究的一些概况。

演讲人:陈漱渝

简 介: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名誉委员，国家文物局高级职称评委会委员，中国鲁迅研究会副会长，曾任鲁迅博物馆副馆长。主要著作有《鲁迅史实新探》、《鲁迅与女师大学生运动》、《鲁迅在北京》等。

阅读提示:

■ 所谓多元化语境，是指当今世界处于一种无极、无序的状态。无论在国外，还是在国内，都呈现出一种价值观多元的状态。

■ 研究作家要回归文本，或者说从文本出发，所以研究版本是研究作家作品的入门。

■ 研究版本就是厘清文本，是进入研究之前的一种基础性工作。 ■ 在文学研究的过程中，作家私生活的资料要不要去挖掘，让原本遮掩隐去的情况现山现水？ 试析多元化语境

所谓多元化语境，是指当今世界处于一种无极、无序的状态。无论在国外，还是在国内，都呈现出一种价值观多元的状态。在中国现代文学领域众声喧哗，很难确认哪一位是权威人士，哪一本书是经典之作。虽然政府在提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但至今也没有对这种价值体系进行准确的提炼概括。

在这种大背景之下，我认为史料的功能就日益凸显了。在不同意见的双方僵持不下时，我们的杀手锏就是“用事实说话”。前不久，日本名古屋市的一位官员公开否认“南京大屠杀”。但当年德国西门子公司驻中国商务代表约·拉贝留下了一部日记，记载了日军在南京杀人、强奸、洗劫商店等暴行，为日本法西斯留下了历史罪证，搧了否定南京大屠杀的人一记响亮的耳光。这就是史料的力量。现代文学领域谈不拢的问题也很多。比如有人喜爱张爱玲、周作人，也有人喜爱鲁迅和左翼作家；有人欣赏沈从文，也有人欣赏丁玲。这虽然是正常现象，但其中也反映出不同的价值取向。有人说1949年3月沈从文自杀的原因之一，是他去北京骑河楼看望老朋友丁玲时受到了冷遇。但历史事实是:丁玲当年6月才到回京，沈从文自杀时她还在沈阳，根本不知此事。回京之后丁玲长期住在作协宿舍，根本没有所谓的骑河楼寓所。在这种场合，貌似枯燥的史料就能战胜雄辩家滔滔不绝的言辞和娓娓动人的文字。

后人美化过的拿破仑

何谓史料

那么，什么是史料呢？史料，是一种历史遗留物，提供了往昔人类思想行为的信息。它可以建构历史，也可以改变历史叙述。中国古代文史不分，直至晋代荀勖撰写的《中经新簿》一书才将文献划分为甲乙丙丁四部，其中“史”为丙部，使其具有相对独立性。

作为历史大厦的支撑物，史料的坚实性源于它的真实性。五代梁朝刘勰著《文心雕龙·史传第十六》中就以信史为贵，提倡一种“按实而书”“文疑则阙”的写作态度，而反对猎奇鹜怪，哗众取宠。刘勰深感“俗皆爱奇，莫顾实理，传闻而欲伟其事，录远而欲详其迹，于是弃同即异，穿凿傍说，旧史所无，我书则传，此讹滥之本源，而述远之巨蠹也。”(大意是:世俗人好奇，往往不顾实理。本来属于传闻，却要夸大其事。对于久远的往事总想写得详尽，于是舍弃那些能够取得共识的材料独取奇闻异事，穿凿附会，故意标新立异，旧史中没有的偏要把它写出来，这就是那种虚假材料泛滥的根源，也是咬噬历史大厦的蛀虫。)刘勰批

评的上述倾向，不仅古已有之，而且于今不绝。根据我的观察，伪造的资料可以成为一种哗众取宠的东西，而真实的资料反可能成为一种令某一部分人扫兴的东西。

比如，1924年1月17日，鲁迅在《未有天才之前》这篇讲词中提到一段历史掌故:“有一回拿破仑过Alps山，说，我比Alps山还要高！”鲁迅说，这是因为拿破仑身后跟着许多兵，否则“只有被山那面的敌人捉住或者赶回”。这里讲的是拿破仑在1800年跟奥地利作战，翻越阿尔卑斯山，向意大利进军这段历史。有一幅名画，也是取自同一题材，画名就叫《拿破仑翻越阿尔卑斯山》。据说，这幅画成为了法国的国宝。画面上的拿破仑骑着一匹矫健的大白马，右手高指天空，身披的红色斗篷迎风后飘，威风凛凛。但历史学家的叙述却难免令人扫兴。他们说，当时拿破仑没有骑马，骑的是一匹骡子；身上也没有披斗篷，穿的是一件普通的军大衣。他当时也不像画家画的那样八面威风。据推断，面对皑皑白雪，他在骡背上双眉紧锁，佝偻成一团。然而，这就是真实的历史，即使令人扫兴，但仍然是历史。

“实物史料”跟“文字史料”

学中国古代史，《史记》是一部入门书，不可不读，但其中内容也不可全信。《史记·高祖本记》记载，楚汉相争时，“项羽烧秦宫室，据始皇帝冢，私收其物”。后来《水经注·渭水》的记载更加夸张，说项羽的30万人从地宫抢掠财宝，30天都没运完，90天都没烧完。前些年，考古人员在秦始皇陵周边打了4万多个探孔，丝毫没有发现被盗掘和被焚烧的痕迹。据考古学家研究，传说中的阿房宫也根本没有建成。现存始皇陵高达76米，像一座山，当年修墓工匠已被活埋，地宫中还有防盗的大量水银，可以说防盗措施万无一失，达到了凿之不入、烧之不燃的程度，盗墓是几乎不可能的事情。

但“文字史料”毕竟是我们研究历史的重要依据。中国古代文化有着“疾虚妄”、“贵征验”、“考而后信”的“存真求实”传统。比如《春秋》一书，有37次关于日食的记载，其中已有32次经近代天文学家验证属正确无误。鲁庄公七年发生的天琴星座流星雨记事，就是世界上关于哈雷彗星的最早记录。 不过任何书籍提供的知识都不可能十全十美。比如明代李时珍写的《本草纲目》，是中国近代一部伟大的药学著作，也是中国古代药学的登峰造极之作。但书中也有不少瑕疵。李时珍写这部书时，利用宋代唐慎微编的《证类本草》(全名《经史证类备急本草》)为底本，但并非善本(元代张存惠晦明轩本)，而是明代以后的刻本，因而影响了内容的准确和全面。引文不仅有删节，而且每多糅合、增补、错注，文献来源的考证也有不少错注。例如琥珀，系音译，来自叙利亚语或波斯语，李时珍却解释为“虎死则精魄入地化为石”。葡萄，大宛语的译音，李时珍却说“入酺饮则醄然而醉”，牵强附会。黄瓜，无毒，李说有小毒。明《救荒本草》，作者是周定王，《本草纲目》误为周宪王。

鲁迅先生与其著作《中国小说史略》

“文字史料”中还有一种伪书。明代学者胡应麟认为，秦汉古籍中，伪书大约占到7/10。伪书盛行的朝代一是魏晋南北朝。魏时的王肃，伪造了《论语》、《孝经》的孔安国注。此人还伪造了《孔子家语》和《孔丛子》二书。东晋时代

的梅赜，也用真伪混杂的手段伪造了所谓的孔安国注《古文尚书》。明代是又一个盛产伪书的朝代，如《天禄阁外史》、《双溪杂记》等，都不能作为实录看待。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古代的伪书不等于无用之书。比如《山海经》如果不当做大禹之作而视为汉代相传的古地理书，《素问》不当做黄帝之作，而当做秦汉间的医书，《周髀算经》不当做周公的著作而当做汉初的算术书，仍均不失其参考价值。中国汉字的形成有一个历史演进过程，了解文字未出现之前的历史，伪书上的史料也不是全无意义。

中国老百姓的历史知识多来自小说、戏曲，而小说、戏曲属文艺创作，多有虚构。因此，作品中的人物与历史中的人物原型多有出入，甚至南辕北辙。比如陈世美，因抛妻杀子而闻名于世，以至民间将负心汉统称之为“陈世美”。但这种印象来自于戏剧《秦香莲》。据陈世美故乡湖北均州的地方志记载，陈世美是清顺治八年(1651年)的进士，为官清廉，出任陕西省主考官时因拒绝徇私舞弊而遭同窗胡梦蝶等人诬陷。唐伯虎《三笑姻缘》的故事也是冯梦龙等人的附会编造。清代学者俞樾曾在《茶香室从钞》中予以澄清。因为南京青楼名妓秋香比唐伯虎大十几岁，他们之间不可能发生风流韵事。至于三国时代吴国大将周瑜也不是一个气量狭小之人，他病死于巴丘(今湖南岳阳)，而不像《三国演义》描写的那样，是被诸葛亮活活气死的。 新文学研究中的史料学

新文学的史料学主要包括版本学、目录学、校勘学、考据学这四方面的内容。有人还把辑佚学(即收集佚文)和注释学(即注释文本)也作为史料学的两个分支，可成一家之言。不过辑佚似乎可以并入版本学中进行研究，注释也可并入考据学中研究。

版本学中的“版本”二字始见于北宋沈括的《梦溪笔谈》。“版”原指“雕版”，“本”原指书本。唐以前书籍多为手抄本，流传不便。后来才出现了雕版印刷，以及西方传来的铅印术、石版印刷术、胶版印刷术，现在又有了电子版读物。随着时代的变迁，版本的内涵愈益丰富。

研究作家要回归文本，或者说从文本出发，所以研究版本是研究作家作品的入门。比如研究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这本书是在原有讲义的基础上修订而成，有油印本、铅印本、正式出版本；正式出版之后又有上、下分册本和合订书。本书自1923年12月由新潮社初版之后，不断增印，不断修订，直到1935年6月上海北新书店出版的第10版才是最后修订版，也就是定本。要全面了解鲁迅的小说史观及其形成过程，就必须阅读第10版。现在《鲁迅全集》收录的该书也是择定第10版。又如鲁迅的小说集《呐喊》，1923年8月由新潮社初版，但直到1930年1月的第13版抽掉了《不周山》(后改题《补天》，编入《故事新编》)，又亲自校正了45处错字，才成为最后修订本。所以《鲁迅全集》编入《呐喊》是以第13版为底本。

研究其他作家也要考证版本。曹禺的代表作《雷雨》1951年出版了改写本，删去了原作中涉及“天”“命”的一类词汇。老舍的代表作是《骆驼祥子》。建国之后开明书店出了一套“新文学选集”，也收录了《骆驼祥子》。但跟1939年3月人间书屋发行的初版本相比，由16万字变成了9万多字，也就是说，删掉了7万字。因为当时老舍正在参加知识分子改造运动，他把认为跟新中国要求不符的文字都删了，作为一种“自我检讨”。所以要准确评价《骆驼祥子》的思想、艺术和历史地位，就不能依据这个删节本。

研究版本必须要甄别版本的真伪。古代多伪书，现代也有。1942年6月，上海有一家书店——“一流书店”出版了一本《近代戏剧选》，编者署名“欧阳予倩”。欧阳老是中国现代话剧的前驱，他编的书自然被研究者频频使用。但这

是一本伪书，因为本书写明，这篇序言是编者写于上海，而事实上欧阳老1938年4月即离开上海，取道香港，流亡到桂林，直到抗战胜利之后，他才于1946年10月从广州到上海。这本书的真正编者叫罗芳洲，也是一个研究话剧的人，1933年8月编过一本《现代中国戏剧选》。对照两书的序言，大同小异。产生这种情况，很可能是书店为了赢利，盗印罗芳洲编的书，换上欧阳老的名字，以欺世盗名。这是一位叫李斌的青年教师发现的。

《中国现代文学总书目》

研究版本，还必须注意有没有故意漏收或删节的情况。195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瞿秋白文集》时，就把《列宁、托洛斯基》一章的标题改为《列宁》，把涉及托洛斯基的约400万字删得一干二净。《鲁迅文集》中也删掉了托洛斯基的名字。这是当年的政治禁忌造成的，不能苛责于编辑。

总之，研究版本就是厘清文本，是进入研究之前的一种基础性工作。

目录学在我国起源于汉代，至清代鼎盛，成为一门显学，顾名思义，目录学研究对象是图书目录，它为我们提供一种读书问学的门径，同时目录的编制也有利于文化学术的传承。比如清代编修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就为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学者指出了一条登堂入室的门径。1925年1月，《京报副刊》刊登启事，征求“青年爱读书”和“青年必读书”各十部，实际上就是希望学者根据自己的治学体会提供一份最佳的简明书目。

目录和索引同样是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向导。比如你想了解鲁迅著作和译文的中外文版本，就应该参考上海鲁迅纪念馆周国伟研究员编著的《鲁迅著译版本研究编目》。一书在手，鲁迅全部著作就可以一览无余。当然，本书出版于1996年，此后的出版情况有待进一步增补。如果你要了解鲁迅研究的历史状况，建议你读一本《鲁迅研究书录》。这本书提供了1926年至1983年底有关鲁迅研究专著、专刊和有关文集的全部书录。你还要阅读鲁迅研究文章的各种索引，这样就可以很快找到你所需要的参考资料。

如果要了解1917年1月1日至1949年9月30日中国现代文学作品的出版情况，可参阅贾植芳、俞元桂先生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总书目》。这本工具书著录了这32年间出版的诗歌、散文、小说、戏剧以及翻译文学，共13500余种，每本书都写明了编著者、出版单位和时间以及全部目录。足不出户，我们就能了解这1万多册书籍的内容概况。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期刊很丰富，但图书馆很难收罗齐备，查阅也不易；但唐沅等高校教师协力合编了一部《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汇编》，收录了276种影响较大的文学期刊，每种都有简介和目录以及收藏情况，翻检起来非常便捷。此外，《中国新文学大学系·索引》、《中国现代戏剧总目提要》、《中国新诗书刊总目》、《中国现代作家著译书目》等，也都是重要的目录书。

校勘学是解决文本文字准确性的一门学问。中国现存古籍大约有20余万种，在传抄翻刻过程中经常出现文字的讹误，导致“鱼成鲁，虚成虎”的情况时有发生。中国新文学作品主要以铅印本形式流传，校勘问题与古籍差别较大，但也存在校勘问题。以鲁迅的《两地书》为例，既有手稿本，又有铅印本；手稿本又有原信和抄录本。原信跟公开出版的文字有相当大的不同，只有通过校勘才能了解鲁迅进行这些修改的意图。其他鲁迅作品，也存在手稿、原载报刊和历次版本文字的不同，其中有误字、脱字，也有衍字、倒字，只有通过校勘才能形成一个精确的定本。孙用先生编写的《〈鲁迅全集〉校读记》和《〈鲁迅译文集〉校读记》，就汇集了他校勘鲁迅作品和译文的情况，表现出一位老学者治学的谨严。 考据学亦称考证学。由于文字史料和口述史料都难免有不同程度的讹误和失真，所以需要考证，以恢复历史本来面目。《孟子》一书对《尚书》中“武王伐纣，血流漂杵”一事表示怀疑。杵就是舂米或捶衣用的那个棒槌。棒槌都能漂起来，那真的是血流成河了。孟子认为武王的队伍是“仁义之师”，不应该出现这种血腥场面，所以他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原指对《尚书》的记载不能迷信——后泛指不能迷信一切书籍，也就是陈云提倡的“不唯上，不唯书”。这应该是中国最早的考证事例。但随着甲骨文的发现，也有学者认为孟子心目中的“仁义之师”历史上并不存在，“血流成杵”并不是战国人对古代圣王的诬蔑。我在山西参观过秦将白起活埋几十万赵国士兵的坑穴，更认为血流漂杵是完全可能的事情。 新文学研究的考证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考证与古代的考证有不同特点:后者侧重于音韵、文字、训诂，前者侧重于史实真伪的考证，当然也包括佚文、笔名的考证，而佚文与笔名又是紧密相关的。考证的书法有事证、物证、理证、推论等多种，可以综合运用。

研究笔名对于研究作家作品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作家大约有7000多人，但他们使用的笔名超过3万，平均一个作家有四五个笔名；仅鲁迅一人就先后用过150多个笔名。不了解笔名就无法钩稽佚文。比如周作人解放后在《亦报》发表短文，常用的笔名是“十山”。如果不了解这个笔名，即使看到周作人的文章也会忽略过去，失之交臂。不了解笔名，很多文坛论争的情况也会搞不清楚。比如在“革命文学论争”的过程中，有一篇文章攻击鲁迅最为激烈，署名是“杜荃”。经陈早春等学者考证，杜荃是郭沫若的笔名。这对于了解郭沫若的文艺思想及其与鲁迅的关系非常重要。

史料之所以需要考证，是因为原始的资料中很容易发生“误”“伪”“隐”的情况。

“误”就是错误。史料中出现“误”主要有三个原因:一，记忆的误差。二，知识的局限。三，依据资料的不可靠。这类错误是任何人都难绝对避免的。只要有错必纠，就是光明磊落。比如，鲁迅有一篇杂文《十四年的“读经”》，文中在秦桧名下特意注明:“他是状元”。而事实上，秦桧在公元1115年中的是进士，状元之说，很可能是来自《说岳全传》。小说中秦桧的老婆长舌妇王氏倒是说过:“丈夫秦桧乃宋朝状元。”鲁迅写作杂文《望勿“纠正”》时，又把当时仍然健在的古籍整理专家汪原放当成了死人，后经胡适纠正，知道自己轻信了一种毫无根据的谣言，便在编辑杂文集《热风》时在文末加写了一段说明，向汪原放谢“粗疏之罪”，为后人作出了楷模。

“伪”的情况则难以原谅，因为作伪的动机是出于某种私利，刻意将水搅浑。最近苹果创始人乔布斯辞世，微博上就出现了很多乔布斯的名言，成为了微博空间的一道风景，但大多不是出自乔布斯之口。当然，作伪者也需要有一些相关的知识。然而这些人相关的知识越多，他们作伪的成果也就越能乱真。据说，河南洛阳一带，有一个伪造文物的中心，被称为“赝品专业村”，工匠水平出神入化，

赝品古陶瓷市场价值不菲。在中国现代文学史料领域，建国前的赝品大师叫史济行，建国后的赝品大师叫沈鹏年——近年他不但出版了长篇回忆录《行云流水记往》，而且又重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可见作伪与辩伪之间的较量是长期的，任重而道远。

“隐”的情况更为复杂，必须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史家在运用史料时，自然各有择取标准，浓妆淡抹，无可厚非，但毕竟不能只选用能够支撑自己观点的资料，而回避不利于自己观点的资料。回忆录的作者也不应该只提“过五关斩六将”，而讳言“走麦城”。我们每个人跟历史进程一样，都走过曲折的道路，不能文过饰非，以今日之手批昨日之颊。前些时候出版了一本叫《真假鲁迅辩》的书，作者把自己打扮成真鲁迅形象的唯一捍卫者，而把他所不喜欢的人都放在了假鲁迅制造者的位置，而他目前慷慨激昂揭露的那些所谓“假材料”，又无不是他曾经大力宣传过的。从他的大作中，丝毫看不出他看法改变的蛛丝马迹。 在文学研究的过程中，作家私生活的资料要不要去挖掘，让原本遮掩隐去的情况现山现水？我认为，这要从研究作家创作历程和解读作家文本的实际情况出发。如果单为满足窥私欲而去发掘作家的隐私，这种做法跟狗仔队的行径就没有本质区别，如果从研究的实际需要出发，则无可厚非。比如，不了解胡适的婚恋情况，他的很多诗歌就会被误读。我写过一本《胡适心头的人影》，就是运用“以史解诗”的方法破解胡适诗歌的心灵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