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诉人：市种子公司经营部。住址：市市中区五一路号。
法定代表人：罗，男，52岁，市种子公司经营部经理。
诉讼代理人：王，女，市市中区法律顾问处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县种子公司。
上诉人因不服县人民法院19年12月24日(初)法经判字第六号判决，现依法提起上诉。
诉讼请求：
1.县种子公司立即给付我方货款及包装、运输费共13358?08元。
2.县种子公司按每日3%(自1997年8月20日起，至付款之日止)偿付延期付款的赔偿金。
3.车站的罚款由县种子公司承担。
4.一、二审诉讼费用以及由于诉讼而引起我方支出的费用，由县种子公司承担。
事实和理由：
一、原判决认定事实部分失实
原判决称：“年9月10日被告接到火车站提货通知单后，即派杨到车站提货，因货物未附植物检疫征书和种子合格征而未提货，并电告了原告。”这段话认定了两个事实：第一、被告未提货的原因是因为原告没有提供植物检疫证书和种子合格证;第二、被告当时就把未提货的上述原因告诉了原告。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为了澄清事实不得不赘述纠纷过程。
县种子公司(原审被告)于1997年7月7日电报邀请我方签订5000市斤的大葱种子购销合同，同年8月1日被告派杨来与我方正式签订1000市斤大葱种子购销合同。合同各项具体规定请见附件。1997年8月15日我方如约发运大葱种子4055斤，9月5日到达车站，次日车站向被告发了领取货物的通知书。9月16日我方通过银行向被告托收贷款及包装、运输费13258.98元。时过半月，县农业银行以被告“要求退货，希望双方协商解决”为由，拒绝托收货款，退回了托收凭证。
9月17日，我方再次要求农行托收，由于被合仍然拒付，农行又退回了托收凭征。与此同时杨于9月3日、8日、10日三次分别来电、来函，要求终止合同、退货。杨称“由于今年我订的承包任务重，购的货太多，领导要求我停止执行合同、停止进货，请贵部谅解为盼”。杨当时所有的函件中从未提到检疫和种子合格证问题。由于货物已发出，我方不同意退货，要求继续履行合同。在这种情况下，在我方发出托收凭证后的第39天，即9月25日，县农行才发出通知，告诉我方，被告拒付的理由是：“检疫证明和种子合格证均无。”但是令人费解的是，农行发出的拒收理由通知的次日，被告才申报了拒绝付款申请书(农行寄来的凭征可以证明)。
由此可见，原判认定的第一点事实是错误的。被告并非因为“没有植物检疫证书和种子合格证书”而不提货，而是因为被告的代理人杨盲目订合同，购货过剩，不得不终止合同，退掉订货。在我方不接受其无理要求的情况下，时过39天，杨才找出这样一条逃避法律、推却责任、转嫁经济损失的脱身之计。原判决认定的第二点也是失实的。9月10日杨并未将“没有检疫证明和种子合格证”这一点电告我方，而是来电请求终止合同，并请求我方“谅解”他的过错。
二、双方签订的订购大葱种子合同是合法有效合同
原判决称：根据《经济合同法》第七条规定，原告与被告所订立的购销合同是无效合同。对照《经济合同法》第七条，我方认为我们并未违反四项规定中的任何一项。唯一可能涉嫌的大约是“违反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一项。因为我方提供的大葱种子没有进行检疫。然而，我方走访了种子检疫部门，查阅了有关文件。根据我国农牧渔业部制定的全国农业植物检疫对象名单所列，大葱种子并非必须检疫的对象，是可以免检的种子。所以以我方提供的种子没有检疫为由来否定原合同是不妥当的。原合同是合法有效合同，对合同双方均具有法律约束力。也正是因为大葱种子可以免检，铁路方面承运了这批种子。有关这个问题的详细材料请见附件和原审中我方提供的代理词。
三、原判决对双方的裁决是不公正的
大葱种子至今在车站库房存放了三个多月，造成了葱种的变质。由于被上诉人长期不提货，车站库房根据有关规定，处以正常罚款的三倍予以重罚。这两项经济损失，不言自明，是由于被上诉人的违约过错导致的。但是，原判决称“原告已发到的4050市斤大葱种子由原告自行处理。并承担车站库房罚款总额的50%”，“其它损失各自负担”。上诉人认为，这样的判决是极不公正的。
原判没有弄清事实真象，因而不能分清当事人双方的是非和责任，又错误地适用法律，把一个合法有效的合同判为无效合同，从而使被告的违法行为得不到制裁，我方的合法利益得不到保护，反而要我方承担因被告违法行为造成的经济损失。这种不公正的判决，我方不能接受。
综上所述，恳请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第6条、第32条、第35条、第38条第2款第2项，《植物检疫条例》第4条、第9条、第10条，农牧渔业部制定的全国农业植物检疫对象分布名单，及《中国人民银行结算办法》第2款第6条、7条有关承付和延期付款的规定另行公正判决。
此致
地区中级人民法院
上诉人：市种子公司经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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