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端淑出生地
彭端淑出生地：眉州丹棱。字号：字乐斋；号仪一。去世时间：约1779年。主要作品：《为学一首示子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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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桃李天下
彭端淑一生很注意对人才的培养，造士甚多。为考官时，对才识俱佳之士，亲自考核，极力提拔，不拘一格地量才录用。清代名臣、《四库全书》总篡官纪昀，为解元时即得彭端淑提携，后成为清代学术界权威。 执教锦江书院后，其门下更是人才辈出，李调元、张翯（hè）、钟文韫（yùn）等皆为其学生。彭端淑把他一生中的最后约二十年时间，全部贡献给了四川的文化教育事业。他在《戊戌草·寒食》一诗中有明确的记载：“锦江栖迟二十年，每逢寒食一清然。”这对他讲席书院的时间和心境都作了生动形象的描述。 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八十一岁的彭端淑病故于成都南郊白鹤堂。今天四川眉山市彭山县尚有彭端淑的坟台遗址。
三、文学成就
彭端淑的主要成就在其文学方面，其诗歌和散体古文及文学批评理论在当时的影响都非常大。他与李调元、张问陶以文名鼎立蜀中，被誉为清代“蜀中三才子”。彭端淑早年曾醉心制义（也称制艺），其制义亦技压蜀中，是继韩琢庵、董新策后唯一能“发虑经旨”的制义大家。甫入京，即以制义名噪京师，深得蔡寅斗、胡稚威、沈适芳等的推崇，谓为“不世之才”，“咸推重之”。但制义这种形式主义的创作倾向，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彭端淑在文学道路上的发展，直到50岁他才挣脱束缚，“诗学魏、文学左史”，文风为之大变。特别是他辞官后，主动与人民接近，充分了解了广大人民的贫困生活，更以无比忧愤的心情，力擎巨笔，写出了一首首含蓄沉凝、脍炙人口的传世佳作。 彭端淑后期的作品，题材极为广泛，或忧国忧民，如“忧旱几经旬，农夫心独苦”（《七月十六日》）；或愤世嫉俗，如“……深山夜月一声啼，天地有春留不得。今古世事如苍狗，王侯蚁蝼同枯朽，……胡为岁岁啼不住？似含孤愤争自诉！”（《杜鹃行》）；或抚时感事，如“骨肉难无故，同怀七剩三。”“何时重聚首，一解忧心愤”（《忆弟》）。 彭端淑与其弟彭肇洙、彭遵泗在当时都以文才知名，时称“三彭”。其中以彭端淑最为著名，影响也最大。其现存作品有《白鹤堂文集》四卷、《雪夜诗谈》二卷、《粤西纪草》一卷、《曹植以下八家诗选》若干卷、《蜀名家诗抄》二卷以及《晚年诗稿》、《碑传集》、《国朝文录》、《小方壶斋舆地丛书》、《广东通志》等。其中《白鹤堂文集》最为有名，议论小品文《为学一首示子侄》（简称《为学》）即出于本书。
四、文学思想
彭端淑的文学思想比较复杂。他鄙夷那些“宴饮登临，往来赠答”之作，极力推崇陶潜（陶渊明）“屏迹躬耕，托意诗酒”和杜甫“抚时感事、爱国忧君”（《与友人论陶杜诗》）的作品。指出杜甫入川后的作品所以能振奋人心，是与他贬官后的陇蜀之行的经历相联系的。“少陵入蜀后，数岁且频移”、“不缘经胜处，焉得发奇思”（《题杜工部入蜀后诗》），又进一步肯定“公倘不来蜀，胸襟何由阔。蜀中得公诗，山川为增色”（《题杜工部草堂》）。他这些观点重视了客观事物和外界环境对作者思想感情的作用，指出贤者为诸并非“其初意欲为如是之诗”，而是其思想感情受客观环境的感染，是感情喷发而成。从而得出了“志动而为情，情发而为言” （《与友人论陶杜诗书》）的结论。这个观点对于文学产生的根源有较为正确的认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难能可贵的。 但是，由于彭端淑曾醉心制义和古文，受先代文学批评的理论特别是程朱理学思想的影响很深，加之“崇实黜浮”的先辈遗训谆谆在耳，这些又决定了他在文学创作理论中无法走出唯心主义的泥潭。 彭端淑曾说，“作文之道有三：曰学、曰识、曰才”，“才”即作者的文学才能。彭端淑指出：“才有大小，授于天而不可强加者也”，“才固授于天者也”（《文论》）。他认为司马迁、韩愈之所以能“网罗古今，洞悉情事”，是因为“天实授以绝人之才”（《文论》）。这些观点片面肯定作者的个人才能，忽略了作者的主观努力，与“有德者必有言”（程颐《语录》）的程朱理学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表现出了其世界观中的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