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朔方论丛】论族群认同与忠君观念在儒化蒙古人身上的矛盾与契合

盾与契合

当成吉思汗率领着拥有当时世界最强大武力和最高效指挥系统的蒙古大军走出蒙古高原，向着对自己或不屑一顾或茫然不知的世界发起征服战争的时候，也是蒙古人接受各种文化，对自己民族进行重新塑造的开始。正如蒙古史学家札奇斯钦所言，“从一个古朴简单的游牧社会，一跃而成世界之王的蒙古人，面对许多不同的文化、新奇的生活，都不能不有所爱慕和采纳，对于外来的宗教，当然也是如此。同时也因所接触的外族文化愈多、愈复杂，其原始简单的宗教，愈不会像一个有哲理和隆重法仪的宗教，更能吸引或满足这些世界征服者们的精神上的需求。这也是蒙古人有的信奉基督教、佛教或回教的一个理由。”[1]不过，蒙古人对于其他民族文化的吸收，却并非全因“精神上的需求”使然，还有更多的是政治上的需求。蒙古人进入中亚、西亚等伊斯兰教文化圈后，在政权建设上采取了任用穆斯林的政策,而后为了能够稳固统治，更自上而下的接受了伊斯兰教。而进入中原汉地，想要建立稳固统治的蒙古人，更在忽必烈时代确定了“帝中国 ,当行中国事”[2]的方针，建立了“能用士而能行中国之道”[3]的元王朝。然而，作为汉文化核心的儒教，虽然与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宗教不同，有着明显的世俗性和非宗教性，

并没有如普世主义宗教信仰一般产生广泛的价值差异，出现以宗教为鉴别的族群认同。但其“以天神崇拜和祖先崇拜为核心，以社稷、日月、山川等自然崇拜为羽翼，以其他多种鬼神崇拜为补充，形成相对稳定的郊社制度、宗庙制度以及其他祭祀制度，成为中国宗法等级社会礼俗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维系社会秩序和家族体系的精神力量”[4]，是华夏民族族群认同的基石，使之“共享基本的文化价值, 实现文化形式上的公开的统一”，从而“具有自我认同和被他人认可的成员资格, 以形成一种与其它具有同一阶层的不同种类”[5]而进入中原的蒙古人，不但作为皇帝的忽必烈“在亚洲的其他地区成为成吉思汗的继承人时，在中国，他企图成为19个王朝的忠实延续者”[6]，而无论贵族、勋戚还是一般平民，也迅速接受了儒化，形成蒙古人的“士人圈”[7]。虽然因为征服王朝的特质，如人分四等的政策等，让族群的交融在有元一代都未能真正完成，但也正因如此，儒化蒙古人在民族认同和儒家观念之间，如忠君观方面，既有矛盾，又有契合，形成非常独特的历史现象。一、儒家忠孝观与蒙古传统忠君观念之异同蒙古民族的缔造者成吉思汗，“是从一个相当边缘化的地位逐步崛起为伟大的游牧帝国领袖的。成吉思汗缺乏部落的支持基础，而在他试图获取权力并统一游牧力量的过程中，又遇到了一系列的对抗。他对草原政治的切身经历以及部落军事单位的变化无常也形塑了他关于军事战略与政治组织的观念，而这

些观念为蒙古帝国提供了统一的结构。”[8]他是一位卡里斯马型的领袖，也就是马克斯·韦伯在《经济与社会》一书中所提出的具有非凡魅力、卓越能力及其所传播的信念的领袖。对于蒙古人而言，在“成吉思汗出现前，……他们有些人把抢劫、暴行、淫猥和酒色看成豪勇和高尚的行为。……他们过这种贫穷、困苦、不幸的日子，直到成吉思汗的大旗高举，他们才从艰苦转为富强，从地狱到天堂，从不毛的沙漠进入欢乐的宫殿，变长期的苦恼为恬静的愉快。”[9]成吉思汗已经不仅仅是开国君主，更成为一种神祗，蒙古人视他为“圣主”，将对他的崇拜与当时的国家意识结合在一起，对“汗权天授”的思想深信不疑，从而产生一种凝聚力，整个民族都心甘情愿地居于其统治之下，使得蒙古人的族群认同感极为强烈，族群凝聚力非常稳定。正因如此，成吉思汗制定的《大扎撒》中，将成吉思汗本人及其黄金家族定为合法的统治者，并规定了汗统传承的方式和制度，强调忠于可汗、正主的思想，将之作为最高的道德。在其创业征战期间，多次展现对忠诚的至高要求。例如，在消灭泰赤兀部后，其部的失儿古额秃和他的儿子阿剌黑、纳牙阿放掉了泰赤兀首领塔儿忽台后投奔了成吉思汗，在受到询问后坦然承认：“我们捉住塔儿忽台·乞邻勒秃黑前来时，不忍看着自己的正主、君主被处死，舍不得他，就把他放走了。我们是为成吉思汗效力的。”成吉思汗很赞赏他们的作为，说：“如果你们对自己的君主塔儿忽

台·乞邻勒秃黑下了手，把他捉来，我就要诛你们这些对自己的正主、君主下手的人！你们有不忍背叛自己的正主、君主之心，这就对了！”[10]在消灭克烈部后，敌方的战将合答黑·把阿秃儿力战后前来投降，他说：“我厮杀了三夜三天。我怎能眼看着自己的正主、可汗被人捉去杀死呢？我不忍舍弃他。为了使他能有远离而去保全性命的机会，我厮杀着。如今，叫我死，我就死！若蒙成吉思汗恩赦，我愿为您效力。”成吉思汗嘉许了合答黑·把阿秃儿的话，降旨道：“不忍舍弃正主、可汗，为了让他远离而去保全性命而厮杀的，岂不是大丈夫吗？这是可以做友伴的人。”[11]还有最著名的事例，便是成吉思汗的宿敌札木合被自己的伴当抓获送到成吉思汗面前，而成吉思汗则认为：“怎么能容忍这种侵犯本主的人呢？这种人还能与谁为友伴？可传旨：族斩侵犯本主之人！”[12]儒家也讲究对君主的忠诚。西汉董仲舒提出“王道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意为君对臣，父对子，夫对妻有较绝对的支配权力，而臣对君，子对父，妻对夫则有服从的义务。西汉马融作《忠经》，更提出“天之所覆，地之所载，人之所覆，莫大乎忠”，“忠能固君臣、安社稷、感天地、动神明，而况人乎，忠兴于身，著于家，成于国，其行一也”，“故王者，上事于天，下事于地，中事于宗庙，以临于人。则人化之，天下尽忠，以奉上也”，“为臣事君，忠之本也，本立而化成。”[13]到理学将三纲五常定为不得违背之天理，即

“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天得之而为天，地得之而为地，而凡生于天地之间者，又各得之以为性；其张之为三纲，其纪之为五常，盖皆此理之流行，无所适而不在。若其消息盈虚，循环不已，则自未始有物之前，以至人消物尽之后，终则复始，始复有终，又未尝有顷刻之或停也”[14]。“忠君”遂成为绝对化的政治道德。不过，儒家的忠君并非是对君主的无条件服从，孔子时便认为“君事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指出忠是有前提的，便是要君事臣以礼。到孟子时更直言：“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盂子·离娄》），君臣之间的关系是相互、双向的，君若不行王道，则臣可以不履行忠的义务，也就是荀子所说的“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人之大行也”（《荀子·子道》），对君权表现出一定的独立意识。而相对的，成吉思汗虽然也推崇君臣互相信任，君主对臣子的贡献予以感恩，但他所强调的忠还是讲求臣子对君主要绝对服从，臣子对君主有明显的依附性。他被推举为汗时，贵族们要发誓“作战时，如果违背你的号令，可离散我们得妻妾，没收我们的家产，把我们的头颅抛在地上而去！太平时日，如果破坏了你的决议，可没收我们的奴仆，夺去我们的妻妾、子女，把我们抛弃在无人烟的地方！”[15]而奴隶则更是如此，如古温·兀阿带着他的两个儿子木合黎、不合拜见成吉思汗时说：“我让他们做你的家门内的奴隶，他们若

敢离开你的门限，就挑断他们的脚筋！我让他们做你的私属奴隶，他们若敢离开你的家门，就割掉他们的肝，抛弃掉他们！”赤剌温·孩亦赤也带着他的两个儿子统格、合失拜见成吉思汗，说：“我把他们献给你，看守你的黄金门限，他们若敢离开你的黄金门限，就断送他们的性命，抛弃他们！我把他们献给你，让他们抬开你的宽阔的大门，他们若敢离开你的宽阔的大门，就踢开他们的心窝，抛弃他们！”[16]据《世界征服者史》记载，成吉思汗麾下将军的“服从和恭顺，达到如此地步：一个统帅十万人马的将军，离汗的距离在日出和日没之间，犯了些过错，汗只要派一名骑兵，按规定的方式处罚他，如果要他的头，就割他的头，如要金子，就从他身上取走金子”[17]。对于当时的蒙古人来说，忠于成吉思汗及其黄金家族，遵守成吉思汗制定的《大扎撒》，无条件的服从和忠于汗和正主，是民族认同的直接体现。当进入中原，与汉人频繁接触，接受了儒家文化，并最终建立了尊儒的元王朝后，儒家的忠君观念对蒙古人来说并无太多的不适应，反而有了儒家对帝王“受命于天”、“代天牧民”的神圣性，可谓锦上添花。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元王朝儒化渐深，“元皇朝确立的中央集权官僚政治体制，已在相当程度上腐蚀了漠北旧制。”[18]众多蒙古人学习儒家经典传至数代，其价值体系完全儒化，族群认同与忠君观便出现了契合中兼有矛盾的现象。二、儒化蒙古人族群认同与忠君观念的矛盾与契合成

吉思汗所倡导的忠君，具有相当地人身依附性质，不仅在于臣子要忠于可汗，也强调奴隶忠于主人。虽然，成吉思汗时代已经对蒙古初兴时期的奴隶制有了很大的改变。成吉思汗量才录用，并不计较臣下是奴隶还是贵族，他的开国元勋中，者勒蔑、速不台、木华黎、赤老温等均是奴隶出身。但奴隶与其主人的身份差异，也以国法的形式确定下来：“凡家奴称主人曰使长，贵贱不易其称”。而随着元朝儒化的深入，这种制度逐渐流于形式。很多奴隶仅仅是名义上的，其实都是朝廷官员，并不影响其建功立业。比如世祖朝的大权臣阿合马，其出身也不过就是世祖察必皇后的陪嫁奴隶，但因为有才能，也成为宰相，权倾一时。到后期，更是出现了奴隶出身的权臣杀害正主的事件——元末权臣伯颜出身蔑儿乞氏，祖父是蒙哥汗的直属奴隶，到了自己这一辈，便是蒙哥汗之子玉龙答失的孙子剡王彻彻秃的奴隶。伯颜后来在惠宗朝初期执掌国柄，权倾朝野，但见到剡王彻彻秃也要尊称“使长”。伯颜认为：“吾位极人臣岂尚有使长！”[19]于是诬陷彻彻秃谋反，矫诏杀死剡王及其儿子。伯颜是元朝后期反对汉法最激烈者，但也不自觉的被儒家的思想所影响，当时蒙古人观念的改变可见一斑。两种忠君观的碰撞在儒化蒙古人，尤其是蒙古士人身上表现的最为明显。他们以士大夫自命，忠君自然最高道德，但也坚持儒家所推崇的对君权保持独立人格。例如脱因，字正己，一字宗道，自号蒙谷子，“以儒世其家” [20]。

至正三年与杜本等受朝廷征召，授集贤侍制，但因大臣礼数未尽而辞归[21]，体现了如果君没有做到事臣以礼，自己便不会履行臣事君以忠的义务。还有朵尔直班，字惟中，木华黎七世孙，“监察御史劾奏别儿怯不花，章甫上，黜御史大夫懿怜真班为江浙行省平章政事。朵尔直班曰：‘若此则台纲安在？’乃再上章劾奏，并留大夫，不允。台臣皆上印绶辞职。帝谕朵尔直班曰：‘汝其毋辞。’对曰：‘宪纲隳矣，臣安得独留？’帝为之出涕。朵尔直班即杜门谢宾客。”[22]坚持了从道不从君的儒家原则。而既秉承儒家原则，又保持蒙古特色的忠君观的儒化蒙古人也不乏其人。如元末贤相脱脱，其人幼年就学于大儒吴直方，深通儒学，为惠宗扳倒伯颜，实行“旧政更化”立有大功。平日对惠宗的享乐多有规劝：“古者帝王端居九重之上，日与大臣宿儒讲求治道，至于飞鹰走狗，非其事也。”表现出儒家直言进谏的风骨。但在率领百万大军攻打占据高邮的张士诚时，惠宗听信谗言将其罢黜。当时，参议龚伯遂劝脱脱道：“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且丞相出师时，尝被密旨，今奉密旨一意进讨可也。诏书且勿开，开则大事去矣。”脱脱道：“天子诏我而我不从，是与天子抗也，君臣之义何在？”[23]奉诏如故，结果不但自己最终死于贬所，还使得元军不战自溃。这即可认为是尊从儒家忠君观的愚忠，也可看作是蒙古人传统道德中，对君主无条件服从的反应。而族群认同与忠君观念的矛盾与契合，表现最突出的是元末

殉节的蒙古士人。因为在那个天翻地覆的时代，面对“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种族革命，已经深刻儒化的蒙古士人们，“其震撼之大，恐有过于同盟会反满革命对满洲人所产生的影响”[24]。在王朝崩溃之际，他们是因为自己是蒙古人还是因为自己是士大夫而奋勇作战，乃至殉节，是殊堪玩味的。对于非儒化的蒙古人，当面对战败后赴死时，是要强调作为臣子或奴仆对君主的忠诚。例如随旭烈兀西征，后在艾因贾鲁之战中败于埃及马木留克王朝的乞忒不花，战败前有一番表白：“人不免一死，与其卑鄙地逃跑，不如光荣的死去。最后当我军将士中有人去觐见君王时，请禀告我的话：乞忒不花不愿可耻地回来，他在竭心尽力中牺牲了美好的生活。务必不让君王幸福的心灵为蒙古军的阵亡忧愁。让他这样设想：就算他的士兵的妻子们一年未曾怀孕，他们的马群的母马未曾怀驹子。祝君王幸福！既然高贵的君王健在，一切折损的战士都可以补换，像我这样的奴仆存在与否，实在是微不足道的。”[25]在面对埃及苏丹忽都思时，他强调自己对君主的忠诚，而鄙夷埃及苏丹历任都是弑君篡位者：“我终身是君主之臣，不像你们是君主的叛弑者，你尽快处决我吧。”[26]这样的单纯，在元末殉节的蒙古士人中，很难见到了。如元末忠烈中的拜住，当大都陷落之时殉节，临死前谓家人曰：“吾始祖海蓝伯封河东公者，与太祖同事王可汗，太祖取王可汗，收诸部落，吾祖引数十骑驰西北方，太祖使人追问之，曰：

‘昔者与皇帝同事王可汗，王可汗今已灭，欲为之报仇，则帝乃天命；欲改事帝，则吾心有所不忍，故避之于远地，以没吾生耳。’此吾祖之言也。且吾祖生朔漠，其言尚如此，今吾生长中原，读书国学，而可不知大义乎！况吾上世受国厚恩，至吾又食禄，今其国破，尚忍见之！与其苟生，不如死。”[27]拜住出身元初名相不忽木家族，累官至翰林国史院都事，为太子司经，已经完全儒化，以其临终所言观之，既有儒家忠君的观念，也有着草原民族的伦理道德，两者并行不悖。而其他蒙古士人在死难的关头，更多强调的是自己的士人身份。如泰不华，在面对强敌时语众曰：“吾以书生登显要，诚虑负所学。今守海隅，贼甫招徠，又复为变，君辈助我击之，其克则汝众功也，不克则我尽死以报国耳。”[28]终于力战而死。还有普颜不花，死守益都，城破后曰：“我元朝进士，官至极品，臣各为其主”[29]，不屈而死。顾嗣立曾评价道：“迨至正用兵，勋旧重臣与有封疆之责者，往往望风奔溃败衄，遁逃之不暇，而挺然抗节，秉志不回，乃出一二科目之士，如达兼善、余廷心者，其死事最为激烈。然后知爵禄豢养之恩，不如礼义渐摩之泽也。”[30]元朝末年，曾经称雄世界的蒙古强军早已衰败，曾经辅佐成吉思汗、忽必烈的勇将名臣的后裔们也早就腐败软弱，逃遁投降者比比皆是。他们本与元王朝一损俱损，却全然不顾，反倒是儒化的蒙古士人们保持了血性，虽然他们殉节的理由是儒家的“奉君忘身，徇国忘家，

正色直辞，临难死节”的教条，但与其族群认同的忠君观“两者可能具有相互增强之功”[31]。三、结语如前所述，因蒙古民族由成吉思汗所缔造，又因其本身的功业和魅力，使得蒙古的族群认同很大程度出自对成吉思汗的忠诚和崇拜，这种忠诚和崇拜也因其后继诸汗及元朝诸帝的卓越而不断放大。在元朝中后期，随着儒化的不断加深，儒化的蒙古人将这种忠诚和崇拜逐渐转化为儒家的忠君观，他们更多强调自己作为士大夫的身份，慷慨殉节也好，拒仕新朝也罢，虽有着族群认同的原因，但更多则是出于对儒家忠君观的遵循。他们与众多为元朝殉节的汉族士人，从出发点上并无太多的不同。儒化虽然没有让他们改变自己的族群认同，但这种认同不再仅是以对成吉思汗及其黄金家族的忠诚为表现了。可作为补充例证的，是元末投降明朝的蒙古人，如吴允诚（原名把都帖木儿）、薛斌（本名脱欢）、吴成（本名买驴）等等。他们在元朝都官至平章、行省右丞等高位，面对无力回天的局面和明朝的招抚，纷纷投降明朝。在明太祖、成祖麾下都作战勇猛，屡立功勋，忠诚不二。但他们并没有因忠诚于明朝皇帝而放弃自己的族群认同，如吴允诚之孙吴瑾，明英宗想派他镇守甘肃，他推辞曰：“臣，外人，若用臣守边，恐外裔轻中国。”[32]以上仅从忠君观方面对儒化蒙古人的族群认同问题做了探讨，对其他方面的问题暂无涉及，仍有进一步研究探讨的必要。

【作者简介】 班布日 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助理研究员，本文原刊于内蒙古社科院历史所 编《朔方论丛》（第三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13年。[1]札奇斯钦：《蒙古与西藏历史关系之研究》，正中书局，1978年。[2] [明]宋濂：《元史》卷157《刘秉忠传》，中华书局，2008年，第3687页。[3]《陵川集》卷37《与宋国两淮制置使书》。[4]牟钟鉴：《中国宗法性传统宗教试探》，《儒教问题争论集》，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年，第241—242页。[5] [挪威]弗里德里克·巴斯著，高崇译：《族群与边界（序言）》，《广西民族学院学报》1999年第1期。[6]勒内·格鲁塞著，蓝琪译：《草原帝国》，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376页。[7]见萧启庆：《元朝多族士人圈的形成初探》，《内北国而外中国—蒙元史研究》，中华书局，2007年，第476页。[8] [美]巴菲尔德著，袁剑译：《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38-239页。[9] [伊]费志尼著，何高济译：《世界征服者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3页。[10]余大钧译：《蒙古秘史》卷5，第149节。[11]余大钧译：《蒙古秘史》卷6，第185节。[12]余大钧译：《蒙古秘史》卷8，第200节。[13] [西汉]马融：《忠经》，《天地神明章》、《圣君章》、《冢臣章》。[14] [南宋]朱熹：《朱文公文集》卷17《读大纪》。[15]余大钧译：《蒙古秘史》卷3，第123节。[16]余大钧译：《蒙古秘史》卷4，第137节。[17] [伊]费志尼著，何高济译：《世

界征服者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33页。[18]白寿彝：《中国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19]柯劭忞：《新元史》卷112《定宗诸子》。[20] [明]刘基：《刘基集》卷8，第90页。[21] [明]宋濂：《元史》卷41《顺帝四》，中华书局，2008年，第869页。[22] [明]宋濂：《元史》卷139《朵尔直班传》，中华书局，2008年，第3358页。[23] [明]宋濂：《元史》卷138《脱脱传》，中华书局，2008年，第869页。[24]萧启庆：《元明之际的蒙古色目遗民》，《内北国而外中国—蒙元史研究》，中华书局，2007年，第3347页。[25] [波斯]拉施特：《史集》第三卷，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80页。[26]《史集》第三卷，第81页。[27] [明]宋濂：《元史》卷196《忠义四·拜住传》，中华书局，2008年，第4431页。[28] [明]宋濂：《元史》卷143《泰不华传》，中华书局，2008年，第3425页。[29] [明]宋濂：《元史》卷196《忠义四·普颜不花传》，中华书局，2008年，第4430页。[30]顾嗣立：《元诗选》初集庚集，《忠介公泰不华》。[31]萧启庆：《元明之际的蒙古色目遗民》，《内北国而外中国—蒙元史研究》，中华书局，2007年，第162页。[32] [清]张廷玉等：《明史》卷156《吴允诚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