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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康(北京轻工业学院首任院长)
我的委任状还是周恩来总理签署的,可惜在“*”中被造反派撕毁了。
周总理说,孩子们正在长身体,一个月11元伙食费不够,让我们增加到15元。 1956年,*同志在*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上指出,技术*,文化*,革愚蠢无知的命,没有知识分子是不行的,单靠老粗是不行的,中国应该有大批知识分子。同年2月,**发出指示,要求各级*采取有效措施,大规模地培养新生力量,扩大知识分子队伍,并提出要在12年内使我国落后的科学技术接近世界先进水平。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超额完成,1958年初,毛*又提出要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技术*和社会主义建设上来。
在全国向科学进军的热潮中,大专院校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建立。当时,我国还没有部属轻工业高等院校,轻工业教育同迅速发展的轻工业形势极不适应。有鉴于此,1958年5月,*批准组建北京轻工学院,任命我担任院长兼**,我的委任状还是周恩来总理签署的,可惜在“*”中被造反派撕掉了。
谈到北京轻工学院的成立,不能不把党的八大提上一笔。我们党的八大确实是个很成功的会议,会议确定了党的工作重点的转移,提出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应该说没有八大就没有北京轻工学院的建立,可惜的是八大路线没有得到始终如一的贯彻。 我于1954年7月,从唐山市副*的岗位上调任轻工业部基建司*,至1958年,先后担任轻工业部基建司*,设计司*、食品局*兼食品工业油脂设计院院长。1958年5月份的一天,分管人事的夏之栩副*让秘书给我打电话说:“朱*,你来一下。”
夏之栩是*母亲夏娘娘的女儿,赵世炎烈士的夫人,我们都尊称她为大姐。我一推门说:“大姐有事啊?”
夏*说:“咱调动调动。”我当时是轻工业部食品一局的*,管全国的烟酒糖。我说:“我到部里来这么三四年调了四五次了,你得让我熟悉熟悉啊!”
夏*不容分说:“决定了,你去吧,到轻工学院任**兼院长。”
那时候,工作调动就这么简单,组织上决定了的事,谁都得无条件服从。我咽了口唾沫说:“既然决定了,那就去呗!”
轻工学院筹备处是在7月份成立的。筹备处集中了轻工部里的一批精兵强将:教育司*丁立之任*副*兼副院长、*副主任黄纪任*委员,不久干部司*刘亚平也来到学院。后来,基建司、设计院还有天津造纸学院筹备处的同志纷纷加盟,筹备处真是兵强马壮,实力雄厚。 北京轻工学院的校址设在海淀区阜成路。这里原为*手工业干部学校,后该校撤销,轻工学院就利用了该校遗留的校舍,进行改扩建。建校的速度看起来简直就像神话一样,从*正式批准建校到学院开课,仅仅用了4个月时间。1958年9月18日,北京轻工学院举行开学典礼,9月22日就正式上课了。 我看没什么窍门,就是相信人、关心人、理解人、尊重人。就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在我奉命组建北京轻工学院的那一段时间,轻工业部的*是李烛尘。李*是天津的一个大企业家、知名的民主人士。50年代,共和国**的*由民主人士担任,李烛尘并非第一人,轻工业部的第一任*、*副总理黄炎培也是著名的民主人士。轻工部对学院建设可以说非常重视,开学典礼、毕业典礼、学校的纪念活动,*们都亲自参加。为了把学院搞好,李烛尘*还给了我一个*,可以到全国挑人。有了尚方宝剑,我们首先下功夫组建教师队伍。很快,我们学院集中了一批在国内外享有名望的高级学者、教授和工程技术专家。像轻工业部皮革研究所所长、一级工程师杜春晏,硅酸盐研究所所长、一级工程师赖其芳,中国微生物学会常务理事金培松,化学工程专家程铭之,造纸专家曹光锐,二级教授肖连波,陶瓷专家游恩溥,轻工机械专家曾广寿,皮革分析及皮革组织构造专家潘津生……形成了一支业务素质很高的教师队伍。
当时的学生来源大部分是通过全国统一考试招收的高中生,也有大约20%是在各省市(干部)速成中学挑选的。后一部份人都具有*工作实践,是*强、学习好的骨干,他们的入学对学校树立忘我为公、艰苦创业、团结奋进、尊师好学的良好校风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
那个时候,在招生中对学生的出身成份卡的还是比较严的,特别是华侨,有海外关系的考生,很多院校都不敢要。我不怕那些,我说:“孩子们从海外跑回来上学,说明人家很爱国嘛!哪有那么多特务啊?没人要我要!”别人都说我胆子大。可是在这批学生里,确实有不少可造之才,有的还取得了相当的成就。记得有一天下午,一个系的总支*抱了一摞学生档案来找我:“朱康同志,这有一个社会关系复杂的考生,你看能不能要啊?”我是院长嘛,招生中的疑难问题得由我最后拍板。我问:“除了社会关系复杂,这个学生还有什么问题?”他说:“这个学生表现不错,学习成绩也挺好。”我说:“那就要了。”当时我也没想到,这个学生后来成了我们轻工业部的副*。
北京轻工设计院两任院长,大连轻工学院的院长、*,保定胶片厂的领导,牡丹江造纸厂的厂长……都是北京轻工学院的学生。我前几年出差,到哪个省市都能遇到过去的学生,有时候晚上一召集就是十几个。有一年全国政协组织我们到合肥搞调查,正在开会,看到窗户外头有个人扒着窗户往里看,我也没在意。吃了晚饭后,七八个学生来了,多是厂长、总工程师。 北京轻工学院建院不久,就赶上了三年困难时期。粮食定量,猪肉、食油每月每人只有半斤。为了保证教学工作正常进行,为了学生的健康,院*多次开会,千方百计让学生吃饱吃好。首先规定院领导不许动用学生粮油;其次,我们自己动手,养猪种菜,还养了不少奶牛,保证学生每周可以吃上一碗红烧肉。别的学校的学生都是自己买饭,咱们不,学生交了粮票,主食随便吃。主食不限量,让学生敞开肚子吃。开始粮食消耗得很快,管伙食的同志怕粮食不够很是着急。我说,不怕,肚子里有了油水,再让他吃也吃不下了。果然,一周后粮食消耗就减下来了。困难时期,我们学院几千师生没有一人浮肿,至今,在那几届学生中仍传为佳话。
使我不能忘怀的是,原来我们把学生每月伙食标准定为11元,周总理知道后,说,孩子们正在长身体,一个月11元不够,让我们增加到15元。总理那么忙,还管得这么细。
记得时任北京市领导的彭真、刘仁都很关心学校。当时北京*设大学科学部,分管高校工作,*吴子牧和宋硕,对工作抓得很紧,经常把各院校的*、院长集中到六国饭店学习,传达*精神。那时候,北京轻工学院实行双重领导,轻工业部管人事,管财务;北京市大学科学部管教学和*思想工作。大学科学部还设有五六个巡视员,三天两头到学校去,根本不用我们到上面汇报工作。
《时代潮》(2002年第十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