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关于反映明朝历史黑暗的 课外文言文~~~
发布网友
发布时间：2022-04-25 12:55
共4个回答
热心网友
时间：22小时前
顾炎武
顾炎武说八股之害有甚于坑儒
从明清开始，科举制度完全走向了他的反面，成为阻碍社会进步的一大“恶制”，这主要就是因为八股文的存在。
明清两代，能否中举主要看应举者八股文的优劣。它不仅形式被规定死了，而且在思想内容上，只在《四书》、《五经》的范围内出题，还必须是以朱熹等人对经书的阐释为主，要求“代圣贤立言”，绝不允许有自己的发挥。这自然严重束缚人们的思想，使得儒家的学说完全成为求取利禄的敲门砖，至于如何再使儒家的学说发展，根本无人关心。况且，朱熹等人的学说核心“忠君”，科举完全成了维护封建统治的工具。这在使读书人思想僵化的同时，也把科举考试制度本身引向绝路。
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唐朝诗赋取士，应试诗中虽然佳作不多，但总算也有像“江上数峰青”这样的佳句留传下来，但明清两代的八股文，如果收集起来，恐怕也能说“汗牛充栋”，但谁能想得起来有哪些呢？连凭八股文走上仕途的人，都不好意思再把那些东西拿出来示人。选拔人才的主要手段不过是敲门砖，这真是对科举制度的绝大讽刺。无怪乎明末清初著名学者顾炎武愤慨地说：“八股盛而《六经》微，十八房兴而二十一史废”。又说：“愚以为八股之害，甚于焚书。”
光绪三十一年(1905)，袁世凯、张之洞上《立停科举以广学校并妥筹办法》摺，得到谕允，于是，有着七百年历史的八股文寿终正寝。从此，它被世人视之如敝屣、粪土,不屑一顾。事实上，八股文在历史上也曾有过辉煌的一页，也传下不少至今仍不失其妩媚的作品。甚至有的批评家认为：“有明二百七十年，镂心刻骨于八股，如胡思泉、金正希、章大力数十家，洵可继楚骚、汉唐诗、元曲，以立一门户。”(焦循《易余龠录》)诚然，明代的诗文词赋都不足与异代抗衡，唯有八股文才是独领风骚。
明代八股文能兴盛于一时,既属时代的召唤,也得之文化的积淀。黎锦熙《国语运动史纲》说:“明初八股文渐盛,这却在文坛上放一异彩,本是说理的古体散文,乃能与骈体诗赋合流,能融入诗词的丽语,能袭来戏曲的神情,实为最高希有的文体。”在有明三百年中，八股文名家辈出，如王鏊、钱福、唐顺之、归有光、金声、章世纯、罗万藻、陈际泰，又是其中的佼佼者。俞长城《百二十名家稿》说：“制义之有王守溪(鏊)，犹史之有龙门(司马迁)，诗之有少陵(杜甫)，书法之有右军(王羲之)，更百世而莫并者也。”王鏊的作品对后世影响很大，明、清士人无不奉之为圭臬，几至家有其书。吴敬梓《儒林外史》第十一回写蘧公孙的女儿，“十一二岁就讲书、读文章，先把一部王守溪的稿子读的滚瓜烂熟”。女孩子尚且如此，士人更不用说了。
八股文到底是个什么样子?顾炎武《日知录·试文格式》讲到：“天顺以前，经义之文不过敷衍传注,或对或散,初无定式,其单句题亦甚少。成化二十三年,会试<乐天者保天下>文,起讲先提三句，即讲乐天，四股；中间过接四句，复讲保天下，四股；复收四句，再作大结。弘治九年，会试 <责难于君谓之恭>文，起讲先提三句，即讲责难于君，四股；中间过接二句，复讲谓之恭，四股；复收二句，再作大结。每四股之中，一反一正，一虚一实，一浅一深。(原注：‘亦有联属二句,四句为对，排比十数对成篇，而不止于八股者。’)其两扇立格，(原注：‘谓题本两对文，亦两大对。’)则每扇之中各有四股，其次第文法亦复如之。故今人相传谓之八股。若长题则不拘此。嘉靖以后，文体日变，而问之儒生，皆不知八股之何谓矣!”又说：“发端二句，或三四句，谓之破题。大抵对句为多，此宋人相传之格。下申其意，作四五句，谓之承题。然后提出夫子(原注：‘曾子、子思、孟子皆然。’)为何发此言，谓之原起。至万历间，破止二句，承止三句，不用原起。篇末敷演圣人言毕，自摅所见，或数十字，或百余字，谓之大结。”文章本无定式，既然有了定式，到了晚末， “八股文”三字终至成为了一切僵死文字的总代表。
不容讳言，八股文在历史上罪孽深重。
首先是它败坏了读书种子。士人为了挣得功名，皓首穷经，揣磨圣贤的言行和时文的程墨。到了后来，连经书也不读了，只“记其可以出题之篇，及此数十题之文而已”(顾炎武《日知灵·拟题》)。清代徐大椿有讥刺士人的《道情》说：“读书人，最不齐。烂时文，烂如泥。国家本为求生计，谁知道变做了欺人技。三句承题，两句破题，摆尾摇头，便道是圣门高弟。可知道，〈三通〉、〈四史〉是何等文章，宋皇、汉祖是那一朝皇帝?案头放高头讲章，店里买新科利器。读得来肩背高低，口角嘘唏。甘蔗渣儿，嚼了又嚼，有何滋味?辜负光阴，白白昏迷一世。就教他骗得，也是百姓、朝廷的晦气。”(据袁枚《随园诗话》卷十二引)这类读书人究竟于世何补?顾炎武《日知录·拟题》愤而指出：“愚以为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材，有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但四百六十余人也。”甚至有人认为，明代亡国，就是用八股试士的缘故。“崇祯末，有人拟一仪状云：‘谨具大明江山一座、崇祯夫妇两口，奉申贽敬。晚生文八股顿首。’贴于朝堂，亦愤世疾俗之忠言也。”(见吕留良《东庄诗集·真进士歌》自注)甲申之变，崇祯自缢，这一仪状真的成了明社覆亡的谶语。
其次是它缺乏实用的价值。八股文一意代圣贤立言，远离现实，只能作为博取科举功名的“敲门砖”，别无它用。像归有光，既是时文大家，又是古文巨擘。虽然二者同样当行出色，但是人们唯独记得他“直据胸臆，信手写来”的《先妣事略》《寒花葬志》《项脊轩志》等抒情记事之文，那才是他的“宇宙一样绝好文字”(王慎中《答茅鹿门知县书》)。因为八股文缺乏实用的价值，所以一经赶下历史舞台，就失去了它的立身之所。不像诗赋，当不再被用作考试工具时，仍旧具有旺盛的生命力，以至于当今犹未衰竭。诚然，八股文也间曾有过实用的个例，像晚明的一些篇章触及到时政的弊端，像清代尤侗的《怎当他临去秋波那一转》抒风月之情怀，像近人杨度《“颜渊季路侍”章》写主义者理想，都不过是个别士人的偶尔笔触，或个别才子的一时逸兴，终至成为历史的绝响。
三是它形式主义严重。八股文有不少清规戒律，诸如怎样破题、承题、八股、落下……，如何起、承、转、合，都有着严格的规定，甚至在字数上也限定为五百或七百字。繁琐的程文格式，驱使人们只能亦步亦趋，不敢逾闲半步。顾炎武《日知录·程文》指出：“文章无定格；立一格而后为文，其文不足言矣。” 后来有人对这种程文烂调，仿墨卷作比语嘲之道：“天地乃宇宙之乾坤，吾心实中怀之在抱，久矣夫千百年非一日矣，溯往事以追维，曷勿考记载而诵诗书之典要；元后即帝王之天子，苍生乃百姓之黎元，庶矣哉亿兆民中已非一人矣，思入时而用世，曷弗瞻黻座而登廊庙之朝庭?”只求形式，了无内容，架床叠屋，时文之劣下者一至如斯!
四是它命题了无新意。《四书》《五经》总共只有那么多字数，那么多句子，又能出多少题目呢?数百年里，每一章、每一节、每一句都作过了题目，都被无数的士人做烂了，于是便出现了所谓截上、截下、冒上、冒下、冒上下两截，以至长或短、有情或无情截搭题，等等难以枚举的命题门法，斩头去尾，语句不通，张冠李戴，乱点鸳鸯，无奇不有。所以顾炎武《日知录·拟题》感叹道：“今日科场之病，莫甚于拟题。”咸丰年间，俞樾为河南学政，割裂《论语》“异邦之人亦曰君夫人”和“阳货欲见孔子”，出无情截搭题《君夫人阳货欲》，语涉轻薄戏侮。又割裂《孟子》“王速出令，反其旄倪”，出上完下截题《王速出令反》，言若谋反叛逆。要不是本人自行检举，又事出咸丰时期，文网已不是那么严密，只怕人头都得落地了。
是不是说八股文就一无是处了呢?也不尽然。
首先，士人从研习八股文中受到了儒家伦理道德的薰陶。他们浸淫于《四书》《五经》之中，服膺儒家“修身治国平天下”的理论，并以此作为了人生的言行准则。明代既是八股文的黄金时代，也写下知识分子史最为光辉和悲壮的一页。明代对待臣民以严酷著称，而士人前仆后继，至死不改初衷的何可胜数。所谓正途出身的人们，不说方孝孺、于谦、海瑞，其高风亮节赢得了生前身后名；就是晚明的文震孟、黄道周、金声、杨廷枢、陈子龙等人，临危授命，大义凛然，也并非仅以八股文名世。满人入主中原后，极尽怀柔之能事，而顾炎武不事二姓，归庄野服终身，黄周星变名隐逸，方以智削发为僧，具有民族气节的知识分子同样不胜枚举。这些瑰奇英烈之士的产生，不可否认，都有着儒家经典的薰陶和作用。
其次，八股文的写作理论和技巧可为后人借鉴。方苞《四书文》凡例说：“欲理之明必溯源六经而切究乎宋、元诸儒之说，欲辞之当必贴合题义而取于三代、两汉之书，欲气之昌必以义理洒濯其心而沉潜反覆于周、秦、盛汉、唐、宋大家之古文。”明、清之际的时文大家无不经过了上下求索，其作品才达到理、辞、气三者具足的境界。这一理论和实践，对一切文学创作都不无启迪的意义。汤显祖、徐洪祖、吴承恩、曹雪芹都曾参加过科举，不能说他们创作《牡丹亭》《徐霞客游记》《西游记》和《红楼梦》时，一点也不曾从久经浸淫的八股文中得益。吴敬梓《儒林外史》第十一回写道：“八股文若做的好，随你做什么东西，要诗就诗，要赋就赋，都是一鞭一条痕，一掴一掌血。”的确，作者若不是从旧营垒中来，又怎能写出这等鞭辟入里的作品。朱光潜也有着这个方面的体验，他从八股文里，看到了作者的“匠心”所在(见《从我怎样学国文说起》)。
再次，八股文为后世提供了文精意赅的典范。刘知几《史通》论及文章的精纯云：“理尽一言，语无重出。”八股文在这个方面可谓达到了极限。在明清两代，都严格了八股文的字数，这就使得人们不得不在有限的字数里,酣畅淋漓而又字斟句酌地阐论文章的意思。相传明太祖朱元璋曾接下茹太素的一篇奏摺，读了半天还未切入正题，恨得牙痒痒的，竟想对他施以廷杖。在《反对党八股》中也曾提出，“应该研究一下文章怎样写得短些”。八股文的经验实在是医治文章长而空的灵药。明清两代，长文极为罕见；就是抒情叙事，也都玲珑剔透。明代“小品”之盛于一时，可谓并非偶然。
复次，八股文对后世某些文学体式,比如楹联的成熟和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相传五代孟昶的春联，仅是撷取五言近体诗中的一联。楹联的成熟，是到八股文出现之后。它的长短不一、句格不一的骈偶形式，开创了楹联的。所以，明清两代八股盛行，楹联也获得了长足的进步。尤其是清代，郁郁勃勃，蔚为大观，产生出了不少名家和佳作。像曾国藩、左宗棠等人，虽说政事、军务旁午，仍不失为个中斫轮老手。再，清季的所谓“诗钟”，又是从其破题滥觞而来，这里就不多论了。
八股文之所以遭到那么长久和普遍的讨伐，其主要原因还在宣扬了孔、孟之道和朱、程理学，以及长久科举历史中产生的弊窦和积怨。前者带有时代的色彩，存而不论；就其后者而言，翻开历史，又有哪一种考试方法到了后来不是问题一大堆呢?顾炎武《日知录·程文》说：“唐之取士以赋，而赋之末流最为冗滥。宋之取士以论策，而论策之弊亦复如之。明之取士以经义，而经义之不成文又有甚于前代者。”就如今日的高等院校招生考试，至今不是也已笼罩上了历史的阴影吗?可见八股文在科举中的问题，是考试中普遍存在的痼疾，并不是它从娘肚子里就带来的毛病。
( 1 ):首先秦焚书坑儒在封建统治初建的秦朝对秦加强集权,巩固封建统治有一定积极作用.( 2 ):而清处主义集权的顶峰,八股取士禁锢人们的思想,它并没有起到选拔人才的作用,反而起着作用.( 3 ):八股取士束缚着人们的思想,从而阻挡了中国近代自然科学的产生,使中国近代科学落后于西方.
焚书坑儒是秦始皇当时为了控制思想,维护政权做出的历史时间,这虽然在当时一定程度上维护了他的利益,但是这样使许多珍贵的儒家文化糟到灭顶,更使人民思想得到了枷锁.不利于人们的思想进步.而明朝的八股取士,使人们不再是受到了武力的,而是精神上的压制.八股学习得全是儒家思想,而儒家在当时正是统治者维护地主阶级的重要思想工具,这样做使人们的思想完全被统治者控制,使许多先进的思想,文化未能涌现出来,而是被禁锢了起来.这样做跟焚书坑儒相比是 有过之而无不及
热心网友
时间：22小时前
《周顺昌被逮》)
计六奇
天启六年丙寅，苏杭织造太监李实欲得忠贤欢，乃借织造事以欺君蔑旨，参诬诸臣……锦衣卫掌堂田尔耕遣官旗张应龙、文之炳等六十余人分拿公(指周顺昌)等，十五至苏州。吴县令陈文瑞，公所拔士也，夜半扣户求见，抚床而恸。公曰：“吾固知诏使必至，毋效楚囚对泣。”乃悉召故人与诀别……
甫出门，百姓号冤聚送者已数百人。公囚服小帽诣军门，士民聚益众。巡抚毛一鹭，浙人也。檄有司数易置公……聚益众。一日四五遣，然远近闻风相继至愈多，皆言：“吏部(指周顺昌)清忠亮节，何罪!而朝廷逮之极?”守至昏夜，犹不散，旦则复聚。自十五日至十八日，盖通国皇皇也。开读之日，郡中士民送者数万，相聚谋乞两台，恳其疏救。于是皆执香迎顺昌于县署，号声振天，县官马不得行……顷，巡抚毛一鹭、巡按徐吉至，百姓执香伏地，号呼之声，如奔雷泻川，轰轰不辨一语……一鹭流汗被面，惴惴不敢出一语。旗尉文之炳等妄自尊大，不察民情，持械击百姓，且厉声问：“东厂严旨逮官，乃容鼠辈置喙!”百姓颜佩韦等闻之，还问曰：“尔言东厂逮官，则此旨出魏监耶?”诸旗虎面豹声，曰：“速剜若舌!旨出东厂，将何如?”佩韦等不胜愤，振臂大呼曰：“吾辈谓天子诏耳，东厂何得逮官?”首击之炳，百姓从者千计，以伞柄击缇骑，诸生皆惊避。毛一鹭恐怖失色，急请兵自卫，与徐吉散去。兵备张孝、太守寇慎，陕西人，甚得民心，再三晓谕，至夜分，百姓始渐散。从尉李国柱死，余或匿斗拱间，或升屋走，因得全。(《明季北略》卷二）
热心网友
时间：22小时前
：“愚以为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材，有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但四百六十余人也。”。
热心网友
时间：22小时前
那你得去找野史了，文言文要求很高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