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经济的改革

发布网友 发布时间：2022-04-25 2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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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心网友 时间：2022-06-17 08:34

西方学者的改革思路是，既然不同的货币成分是不完全的替代品，可以利用其差异指标调整货币量。多数方案选择的差异指标是货币资产的收益率或持有货币的机会成本。以下简介九种改革方案（方法）。
（19世纪50-70年代）。自从Gurley和Show（1955）提出流动性金融资产是货币的替代品并可能影响货币*的假说以后，许多学者将注意力转移到准货币与货币的替代弹性研究上。该方案的一般方法是：建立狭义货币需求函数，以各种准货币的收益率以及收入作为解释变量，回归求出货币需求的替代弹性。 Feige 和 Pearce (1977) 总结了相关的研究文献，16项研究得出的替代弹性的平均值是：定期存款-0.13，储蓄存款-0.31，国库券-0.06，收入0.57。当时没有对于如何调整货币指标的明确建议。
2. 效用函数方案（Chetty, 1969）。这是替代弹性研究中的一种独特方法，以效用函数为基础。它假定追求效用最大化的货币资产持有者，在货币与准货币之间分配其货币资产总量，货币收益率为零，价格为1，准货币在期内的收益率则成为其折现率、并决定了货币资产持有者的预算线斜率。由于准货币实际上不止一种，该方法需要测定货币和准货币资产之间的偏替代弹性，然后再计算以偏替代弹性值加权的货币总量。Chetty确立的货币总量的近似经验公式是（根据1945-1966年美国数据）：
式中，M’a是经过调整的货币总量指标，M是狭义货币，T是定期存款，MS是互助储蓄银行的储蓄存款，SL是储蓄贷款协会的储蓄存款。Chetty的经验分析表明，M’a的收入速度比未调整的指标稳定很多，对GNP的预测与未调整的指标一致，但调整后的指标标准差增大。Bisignano (1974) 将该方法扩展到了实际货币与其它实际金融资产、实际耐用品之间的替代，并且考虑税收、折旧和资本增益因素。他的经验分析证明，Chetty 以及其它研究报告大大高估了准货币的替代弹性。20世纪70年代以后，金融市场的动荡与金融创新的爆发，使得准货币的概念模糊，替代弹性的计算失去稳定性和可行性，方案1和2由此丧失了实际意义。
3. 弱分性方法（Weak Separability Approach，1980-）。 19世纪80年代，一些学者开始研究货币加总的必要条件问题（Barnett, 1980; Varian, 1982）。他们认为，经济加总必须满足弱分性原理，加总量之中的各个商品的边际替代率、与加总量之外的其它商品互不影响。如果满足该原理，则消费者效用函数U(m1,…,mn, q1,…,qm )可重写为U[u(m1,…,mn) ,q1,…, qm]。分效用函数u(m1,…,mn) 可以在总货币开支给定的条件下地寻求最大化。Varian (1983), Swofford 和 Whitney (1987)都发现，一些货币资产（现金C、活期存款DD、其它支票存款NOW、货币市场互助基金MMMF等）的确与闲暇和其它耐用消费品呈现弱分性，这表明M1或M2是可以接受的货币总量。Belongia 和 Chalfant（19）则报告，货币资产的不同组合之间也存在弱分性。它们是C-DD,C-DD-NOW, C-DD-NOW-MMMF。这个结果又暗含着有多种货币总量指标可供选择。
如今，弱分性方法已经成为其它货币指标改革方案的补充技术。例如，Barnett（1980, 2000）、Anderson 等（1997）、Binner 等（2002）、Elger等（2004）在编制他们的货币总量指标中都利用了弱分性原理。
4.“迪维萨”指数货币方案（Divisia Index Money，1976-）。该方法也依赖微观的效用函数理论。Barnett（1978,1980, 1984，2000）在这方面的研究颇有影响。他认为，货币资产是一种提供货币服务的耐用品，持有货币资产的机会成本，也叫“使用者成本”（user cost）。持有每一种货币资产的开支（该种货币资产总量 使用者成本）占持有全部货币资产的总开支的比重、就是该种货币资产在货币总量中的权重。显然，如果某项货币资产的流动性强，则收益率低，与基准利率的差值大，在货币总量中的相对权重就增加。各国至今仍有一些机构和学者沿用该指数来进行研究。本文后面比较分析采用的、美国圣.路易斯联邦储备银行连续发布的货币服务指数MSI（参方案9）就是迪维萨指数货币的著名样本。
西方学者运用多种计量方法对多国的迪维萨货币进行了大量的经验分析（如，Barnett, Offenbacher 和 Spindt，1984；Chrystal 和 MacDonald，1994；Schunk，2000；Serletis 和 Molik， 2000；Stracca，2003）。他们的结论大同小异：迪维萨指数与传统的货币总量之间互有优劣，迪维萨指数货币并没有取得明显的优势，基本是平分秋色。通常，货币总量口径越宽（如M3），迪维萨指数货币的表现越好。这个结论是令人尴尬的！因为，迪维萨指数货币照顾了狭义货币的流动性优势，在狭义货币的比较上理应具有绝对的优势。这令人质疑迪维萨指数货币的设计理论和方法的正确性。
5. 费雪理想指数方案（Fisher Ideal Index Number, 1985）。Spindt（1984, 1985）也采用迪维萨指数来改进货币总量指标，他主张使用货币的交易速度来充当权重。不过，他选择的货币交易速度，是货币资产的“净周转率”，即货币用于最终收入交易的速度。我们知道，在货币的周转额当中，包含了各种各样的交易。他从中要粹取出每一种货币成分所完成的最终收入交易额；据此计算出每一种货币资产的“净周转率”；再用净周转率作权数，来计算加权的货币总量指数。Spindt舍近求远，不仅扭曲了真实的货币周转率，从全部交易额中粹取最终收入交易的可信度也值得怀疑。他的经验研究表明，在正常条件下，这种货币指数与简单加总的M1的表现是严格一致的；在非正常条件下，有相对的稳定性。显然，他的方案，并没有在正常情况下、优于存在理论缺陷的传统货币总量。
6. 通货等价指数方案（Currency Equivalent Index, 1991-）。该方法采用货币资产利率与标准市场利率的差率作权数，来计算加权的货币指数。Rotemberg 等（1991，1995）建立了该指数的计算方法。Barnett 认为该指数在度量货币服务方面劣于迪维萨指数。Sertetis 和Molik（2000）则否认任何货币指标（包括该指数货币）具有作为货币*标的的意义。
7. 人工神经网络方案（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s，ANN, 2000-）。ANN 是模仿天然神经网络的原理，由互相连接的处理器组成的信息处理结构，可以接受和输出信息。ANN通常用特定的计算机程序设立并可以储存模型参数。Gazely 和 Binner (2003) 借用该技术对迪维萨指数货币进行了优化。方法是，利用ANN技术获得输出（通货膨胀）对输入（组成迪维萨货币的5种货币成分、自回归项和时间变量）的经验敏感系数；再用敏感系数作权数，计算新的迪维萨指数货币；如果将新的迪维萨货币代入ANN模型，替代组成它的5种成分，则可以预测通货膨胀。这样，原来依赖利率计算的迪维萨货币权重、被ANN技术的敏感系数替代。Binner 声称，采用ANN技术生成的迪维萨货币，优于传统的迪维萨货币。
8. 动力因素分析方案（Dynamic Factor Analysis，DFA, 2001-）。DFA 是多变量统计分析的一种方法，被观察的变量被表达为多个因素的函数与残值的和。除了被观察的变量之外、决定被观察变量的多个因素与各个因素所占的权数都需要利用模型同时估计出来。Gilbert 和 Pichette (2003) 引入了DFA技术研究货币总量问题，把交易和储蓄作为每个货币成分的两个决定因素。根据初步的经验分析，他们认为用DFA技术编制的货币总量，是产出和价格预测的最好指标。
9. *银行支持的货币指标改革方案。迪维萨指数货币得到英格兰银行和美国圣路易斯联邦储备银行的支持。英格兰银行连续编制和发布迪维萨指数货币。圣路易斯联邦储备银行也连续编制或公布货币服务指数（Monetary Services Index， MSI），MSI也是迪维萨货币的一个样本；该银行还同时编制通货等价指数。这两家*银行用新方法编制的指数，仅供官方和其它研究者参考使用，并没有替代传统货币指标的编制和公布（美国的传统货币指标由联储负责）。在各国*银行工作的经济学家，也得到了*银行的普遍支持，利用*银行的资源，广泛地参与货币指标改革的提案和实验活动，成为改革的中坚力量。由于本文将对比研究动量货币、传统货币总量与MSI，所以这里介绍MSI指数的编制方法。编制名义MSI的公式是（Anderson 等, 1997）：
(1)式中， 代表在时期t的i项名义货币成分； =1/2( )，代表在时期t持有货币资产i的平均开支份额。持有全部货币资产的总开支是：
(2)式中， 代表在时期t持有全部货币资产的总开支； = ，代表在时期t持有名义货币成分i的名义使用者成本（ 代表在时期t 的真实生活指数， 代表时期t的标准资产的收益率， 代表在时期t持有i项货币资产的名义使用者成本）
通过对以上西方国家主要货币指标改革方案的回顾，我们可以总结出如下几点：
1. 多数方案将货币视为资产、而不是流通手段。所以，他们依赖货币的资产价格—利率（或使用者成本）、去计算替代弹性（或数量调整权数）。
2. 费雪理想指数只是一个例外，Spindt采用了货币的交易速度作权数。但他提取的“净周转率”，丢失了货币的真实交易速度所包含的经济信息。
3. 迪维萨指数货币是目前最有影响力的方案。但多数经验分析证明，与传统的货币量相比，迪维萨指数并没有绝对的优势。迪维萨指数在狭义货币上失利，说明其理论基础存在问题。
4. 人工神经网络方案在理论上是模糊的。经验的敏感系数受到那些因素的影响缺乏理论说明；作为输入量的各种货币成分是货币的数量，排除了货币速度因素；经济现实中完全真实的货币速度变量、不能在计量模型中与货币量等价齐观。另外，敏感系数与特定输出量（如通胀率）是对应的，那么，相对不同的宏观变量，就会有不同的敏感系数，也会有不同的货币量。这违背了货币指标改革的初衷。
5．动力因素分析方案把交易和储蓄作为每个货币成分的两个决定因素。这等于假定货币量已经包括了交易和储蓄的信息。这显然是错误的。货币的交易功能，主要通过它的速度来体现，货币量缺少货币速度所包括的经济信息。
6．迄今为止，没有一个改革方案从理论上强调真实的货币速度对货币重要性的意义，没有一个新的货币指标比传统的指标具有绝对的优势， 没有一个改革方案得到学术界和货币当局的普遍认可。传统的简单加总的货币总量仍然是各国货币当局和多数经济研究依赖的货币指标。西方国家历经半个世纪的货币总量指标的改革已经陷于困境。形成这种结局的原因何在？
根源
改革陷于困境的根源、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存在的理论缺陷。由于这篇论文的篇幅和主题*，笔者只能简要说明与本文相关的问题。
1. 在微观上，西方学者缺乏对货币的辩证理解。西方学者普遍认为，计算单位、流通媒介和贮藏手段是货币的三个基本职能。按照这三个职能来评价，西方学者对货币的理解存在三个主要问题。第一，缺乏对货币本质的深刻认识。货币代表价值，是价值的尺度；货币形式的变化丝毫不能改变这一本质。西方学者鉴于现代货币形式的变化，将价值尺度改为计算单位；而且往往将这一职能排在最后，满足于孤立地解释这个职能；忽视了代表价值是货币的本质，是其它职能存在的基础。
第二，缺乏对三个货币职能关系的辩证理解。货币的三个职能在质与量上是互相依赖的。计算单位的本质是代表价值，而代表价值的量则取决于货币量、货币速度与经济交易总额的比较。货币量等于贮藏手段的总量，货币量与货币速度的乘积等于交易媒介发挥的功能。所以，货币代表价值的量的确定、依赖于贮藏功能与交易功能的总量。这种辩证的关系说明，我们虽然可以在微观层面孤立地讨论货币的职能，货币的代表价值量涉及到三个职能的相互作用和经济总量的动态平衡，只有在宏观领域才能解决。
第三，西方学者对于流通手段和贮藏手段何者为主、存在很大争论。笔者认为，这种争论掩盖了最核心的问题。核心的问题是，每一个货币职能都必须有恰当的质与量的表达方式。西方学者恰恰是选择了错误的方式来表达流动性。贮藏手段的本质是资产性，可以用货币量和货币的收益率来表达；交易媒介的本质是流动性，速度才是它的灵魂。货币的使用者成本只是货币的租赁价格，它怎么可以反映货币的速度和货币承担的交易额？在这个问题上，古典经济学的智慧仍然是值得推崇的。货币作为经济学意义上的耐用品，它的持有成本（价值）可以用使用者成本来表示。但货币的使用者成本（价值）与货币的使用价值是不相同的！货币作为流通媒介的使用价值、是代表价值的不断流通，它在质上和量上与使用者成本相距甚远。最重要的是，货币流通所包含的经济信息，远远不是持有者成本所能代表的。
2. 在宏观上，西方主流经济学存在严重的结构缺陷。凯恩斯发表的《通论》虽然对经济学有重要的贡献，却基本否定了货币的作用、过分强调利率在宏观经济学中的重要性（陶江2000a）。货币学派恢复了货币数量的重要性，却遗弃了货币的真实速度（陶江，2003, 2004a, 2004b）。西方主流经济学合力废弃了真实的货币速度，其结果已经危及到对货币重要性的客观认识。在这样的理论结构缺陷的背景下探讨货币指标的改革，不仅会完全忽视货币的真实速度（收入速度不是真实的货币速度），而且更多的是导致对货币指标的怀疑。
3. 在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的关系上，西方学者也缺乏科学的界限。科学研究的对象不同，表现规律也可能不同。物理学中经典力学的适用范围是宏观、低速的物质运动；量子力学的适用范围是微观、高速的物质运动。界限是分明的。经济学原理的运用也要有限度。货币与其它商品有本质的区别。在所有的经济交换品中，货币是极其特殊的。现代货币完全依靠法律的强制；它的边际成本是递减的、且远远低于代表价值；货币是最普遍的、最无差异的、传递速度最快、传递成本最低廉；货币的代表价值只取决于各种经济总量的比较；货币的真实的有意义的速度只在宏观领域才观察得到；等等。正因为存在如此多的特殊性，对货币的研究不能简单地用微观经济学的原理来确定。从西方学者的改革方案可以看到，他们简单地使用效用函数理论来分析货币的流动性，将使用者成本与货币服务等同起来（或者将利率作为货币服务的替代指标）。由于货币服务包括流动性服务，使用者成本的高低也就似是而非地反映了货币流动性的强弱。主流经济学忽视了一个极其浅显的事实：流通手段的本质是运动、必须用速度或动量这样的矢量来表示。最终，经济学原理的简单移植，导致了对货币的严重误解，导致了经济学结构的严重缺陷。
正是由于存在这些深层次的理论缺陷，西方学者不能将真实的货币速度转换为权数，来建立具有速度特征的货币总量指标。这是西方学者在货币总量指标的改革上，不可能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而且，在历经了半个世纪、耗费了巨大的经济学资源之后，仍旧看不到西方学者有自我解脱的迹象。在这种情况下，南开学者有责任表达对于货币的不同理解，有必要提出独特的货币指标改革的方案。